本文基于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认为内部资产市场的组织能够影响集团成员的股利政策。该想法通过建立模型，模拟一系列独立公司组成企业集团运营一个内部资本市场，以发放股利的形式来降低外部财务成本，即将现金流通过现金股利的形式从现金富足的公司转移至集团内其他公司，推导出集团内的上市公司比非集团公司支付更多的股利。在此基础上，通过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该想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集团成员公司的现金股利与该集团中其他公司的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中国城乡金融报今年4月23日刊登的《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解读》一文中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北潜江农行与幸福集团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中认为，按照《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股东幸福集团公司提供抵押，违反了该规定，因而担保行为无效。笔者认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应有一定的规则，应严格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出发，兼顾立法本意和公平，不可断章取义。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理解与适用，则违反了该规则，将法条中的股东扩大理解为既包括个人股东也包括公司股东，进而判决抵押无效，属法律适用不当。

近年来，行业内部大企业集团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呈现出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运作过程越来越难的趋势。被整合的企业，一般都是一块“烫手的山竽”，弄不好将会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纵观那些企业之间兼并、重组的失败的案例，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企业文化方面的不相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世界上两次大的汽车行业的兼并重组失败与成功案例的分析，佐证企业文化的融合在企业兼并重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98年，当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宣布斥资360亿美元实现“同等地位的合并”的消息公布时，这场婚姻被称为世界汽车业的“天作之美”。然而，由于企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使这次大家都看好的整合成为世界汽车业兼并史上的“滑铁卢”。 而同是两个汽车制造大企业安徽省江淮汽车集团与安徽省安凯客车集团公司的整合，却由于采取了文化理念的先期导入，各项要素的优化组合，债权、股权的系列调整，使江淮和安凯的资源优势得到了互补、文化理念实现了“共鸣”、资本整合实现了“双赢”。使这一历时两年半的整合获得了巨大成功。 文化先期导、无形资产整合先行，通道打开后，再进行有形资产的各项整合，正是“江淮一安凯”整合模式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