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心理学理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进行实际的投资决策时，其信念的形成并不遵循贝叶斯理性，其选择的偏好也并非满足“理性”的假设，而是存在种种“非理性”的局限。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其决策行为和结果产生总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典型的如代表性思维、经验法则、锚定与调整效应、框定依赖偏差、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证实偏差等。本文在介绍这些经典金融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予以借鉴并对我国A股市场上发生的投资者心理就行了分析，本文成果对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股票在盈余公告期间会比处于旺季的股票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如果管理层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否有效地抑制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降低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本文以2010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首先，A股市场在业绩预告期间也存在盈利季节性的股市异象。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在业绩预告期间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平均可多获得2.1%的累计超额收益；其次，盈余公告和业绩预告期间，处于盈利淡季的公司比处于盈利旺季的公司有更大的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第三，在盈余公告前发布业绩预告，能显著抑制盈余公告期间盈利季节性对收益率、股价波动率和股票交易量的预测能力。第四，自愿性业绩预告、与盈余公告的间隔时间越短的业绩预告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更换盈利、盈利季节性、累计超额收益测度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存在。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能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提高股票定价效率。研究结果对市场建设和投资者决策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针对股票涨跌停板的磁吸效应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成因——非理性投资者的追涨杀跌和过度交易行为。我们使用投资者密度构建了包含异质理性和非理性投资者的均衡价格模型，发现非理性投资者供需密度超过一定阈值时，股票的期望价格变动会出现磁吸效应，非理性投资者供需密度进一步增加时，磁吸效应会减弱。我们使用中国创业板市场股票的分钟级数据实证检验，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事件作为自然实验，发现投资者供需密度的变化可以解释改革前后上涨和下跌磁吸效应变化方向不一致的现象，补充了流动性需求无法解释的空白。研究还发现信息披露质量更差的股票，其磁吸效应更弱，这和理论模型结果是一致的。

我们发现，股市泡沫和信贷市场中的信用风险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分析了来自人人贷（国内头部P2P众筹平台）的超过45万笔贷款数据，时间为2015年，当时A股正经历非理性的大起大落。随着上证综指突破3500点，散户们积极进入股市，并通过P2P平台融资，我们发现，此时P2P平台贷款的违约率以及违约程度都有了大幅提高。对于低质量贷款以及过分自信的贷款者，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其他一系列P2P市场状态指标，也都出现恶化。总之，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扩大金融风险，促使风险在不同市场之间蔓延。

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迚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迚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迚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迚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性。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本文利用2009年至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中小板块和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司相关数据，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过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IPO超额申购分配制度变化对IPO发行抑价的影响，并评估了相应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取消超额申购平均配售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提升中小板IPO发行定价效率，而对创业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影响创业板IPO发行抑价的仍然是二级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