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投资赌博对象无法直接观测，故本文借鉴Bali, Cakici和Whitelaw（2011）的方法，运用月度日极端正收益来衡量。运用1997年至2011年这15年的样本数据，本文发现投资赌博特征强的股票未来收益相对更低，而这一收益差异并不能被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组合收益后，极端正收益变量，不管在整体区间，还是分样本区间，都显著影响未来收益，但这一显著性按照时间区间划分比较看，出现逐渐降低。而当控制了偏度与换手率变量后，极端正收益变量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得到极端正收益对未来收益影响的原因所在。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薪酬的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公司业绩及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样本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通过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高管股权激励有抑制次生激励的倾向，但在其实施之后这种抑制会逐渐减弱而使之趋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金融创新会对一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影响。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分析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具体影响、金融创新影响下货币供应量是否还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问题。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创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以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优于货币供应量M1。

本文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本概念以及发展历程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并指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选取沪深A股1463家上市公司，分别运用基于市场信息的Merton模型和基于会计信息的Logistic模型，测算公司的违约风险。相关性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模型在违约测度方面的一致性较差，进一步基于ROC曲线以及准确性比率的分析结果显示，Logistic模型的违约预测效果明显优于Merton模型。

本文首次探讨了基于金融供应链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价机制。通过选取以上海汽车为核心企业的89家关联中小企业数据，运用主成分logistic回归方法结合传统银行信用评价方法建立风险评价组合模型，并比较分析供应链金融模式与传统银行授信模式的中小企业授信概率之间的差异，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信用风险评定提供参考。研究得出：传统银行授信模式受到财务指标、市场风险、是否关联交易等静态硬性指标的约束，选择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构建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质物变现能力、交易双方的合作情况等变量，有效地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和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

文章应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贷款契约情况下，借款人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合作水平（努力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联保贷款契约下参与者的努力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其努力水平显著高于个人责任契约下参与者的努力水平。说明联保贷款契约参与者存在较高的有条件合作行为；（2）在联保贷款契约下，风险喜好参与者的努力水平显著高于风险规避参与者。说明联保贷款契约对风险喜好参与者具有显著激励作用；（3）风险规避参与者的努力水平随实验期数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比风险喜好参与者更快，风险规避参与者对联保贷款契约合作水平有较大危害。我们提出：小额贷款机构应当为风险喜好借款人提供联保贷款契约，并避免风险规避的借款人与风险喜好的借款人组成联保贷款小组。对风险喜好借款人组成的联保贷款小组，联保贷款契约的期限可以较长。

本文通过搜集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十大股东和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研究了QFII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QFII偏好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而分红的公司也能够吸引QFII持股；（2）QFII持股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提高，但是具有更高现金股利支付率的上市公司并不能吸引更多的QFII持股。上述结果表明QFII在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引入QFII制度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金融保险运行透明度差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加强和改善保险透明度监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对透明度监管的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进行了回顾，从保险透明度监管产生的理论根源、国际趋势以及透明度与保险公司治理、保险法律制度建设、保险监管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