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的避税行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因为通过避税，避免了企业财富的流出。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经理人可能利用复杂的避税手段来掩盖公司真实的信息，使得长期经营现金流为负的项目得以持续，从而导致对企业价值的损害。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不同的企业，对我们分析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提供了独有样本和分析机会。本文第一次通过对比的方法研究企业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本文根据公司治理——经营业绩——市场绩效的理论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学习效应分析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71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检验治理溢价的存在性，并从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学习效应角度分析溢价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内部治理溢价显著存在，持有内部治理质量高的公司股票在2002年至2010年间可以获得6.6%的年度平均超额回报率，地区行业治理不存在溢价。原因在于内部治理质量的提高将显著改善下期经营业绩，市场却未能预期到两者之间的作用，相对低估高质量公司的盈余。从而当公司宣告高于预期的盈余时对市场产生正向冲击，存在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而地区行业治理相对稳定，市场更易预期。然而，错误预期不具备持续性，投资者通过学习将不断修正，导致预期逐渐充分。本文为投资者预期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影响市场预期，提高市场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本文就制度环境与中国民营企业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考察。我们发现，制度环境越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越强。但是，制度环境的这种正面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具有不同幸福感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家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幸福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相对较弱；在痛苦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效果明显更强。可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政策含义不仅仅是在于锦上添花（即提高幸福组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于雪中送炭（即更加明显地降低和缓解痛苦组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水平）。此外，我们还发现，（1）行业发展前景、规模、盈利状况、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2）负债水平、多元化计划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则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3）前述因素对幸福感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幸福组和痛苦组的表现也有所不同；（4）在幸福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痛苦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可见，持股水平会明显加大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波动程度。

本文设计了一个鸡尾酒配比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短视契约、终止契约和长期契约对实验者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绩效更好；（2）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水平更高；而且上述结果在考虑实验者风险偏好的情况下依然是稳健的。该实验说明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及对长期的成功的奖励有利于激励实验者进行更多的创新。

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检验了公允价值的估值有用性，鲜有文献考察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本文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为例，结合2007-2009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业绩下滑、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诱发了管理层的私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公司高管通过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达到避免业绩下滑的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与业绩下滑程度显著正相关；同时，高管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中获得了薪酬激励，尤其在业绩下滑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的敏感系数显著大于对其他盈余的敏感系数。研究结果从契约有用性视角揭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强化对上市公司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监管，改善薪酬契约这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如何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以2000-2010年沪深两市因违规受到处罚的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处罚公告前监管部门的查处及时性、处罚公告前后高管被迫离职、处罚公告时的市场反应三个维度，深入考察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有效性。研究发现：（1）监管部门对政治关联公司的违规查处存在时滞效应，其查处周期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公司；（2）在处罚公告前一年和后一年，政治关联公司高管的被迫离职率均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公司；（3）违规处罚公 告时，政治关联公司的负向市场反应大于非政治关联公司，且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样本里。这说明，政治关联会削弱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且“违规查处及时性”和“高管变更”是两种重要的影响路径。

从微观层面联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理论与现实中都迫切关注的热点。本文借助投资者情绪这一崭新视角，探究资本市场中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及如何影响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的介入是提升还是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普遍增加；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并且融资困难的民营小规模上市公司更为敏锐的捕捉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好时机，这类公司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其融资约束问题得以缓解，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然而，从获得贷款后企业投资效率的后验角度，投资者情绪高涨期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却有所降低，投资不足组的投资效率未能改善，同时过度投资组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更加严重。本研究表明，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噪音交易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那些套利成本较高、噪音交易活跃的股票，噪音交易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6年-2011年的交易数据为样本，发现他们更偏好对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低价格、高收益和高特质波动的股票进行交易，且其对股票的需求变动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个体投资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与其交易偏好显著相关，此结论为噪音交易影响资产价格提供了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