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定义式，推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调整机制，并以维持贸易总额稳定为政策目标，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此外，我们采用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其它非美货币影响较小，显示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具有首要地位。其后，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到人民币和各贸易伙伴兑美元的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反应了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机制。最后，我们还采用相关分析和MGARCH-DCC模型，对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首要地位作了相应的补充验证。

内 容 摘 要 基准利率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中国的基准利率尚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货币市场基础性和货币政策权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货币市场压力模拟，对SHIBOR的基准利率地位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SHIBOR经过4年多的运行，具备了基准利率的主要特征，SHIBOR作为中国的基准利率更具科学性。基于上述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把SHIBOR培育为基准利率的建议。 ABSTRACT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s on a cor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while China’s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s still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According to conclusions of former research, this article which is focused on base of monetary market and authority of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the ADF test,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monetary market pressure, tests SHIBOR’s position of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more than four years’ operation, SHIBOR obtain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and becomes more reasonable to b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SHIBOR.

本文通过有序probit 模型与经典融资优序检验模型的结合，对我 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不同时间间隔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在 1998 年至2007 间上市公司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优先顺序都不够明显，债务融 资优先于股权融资的趋向随时间变得更加显著；根据三大产业分类检验，检验结 果说明在各产业我国的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基本一致。综合来看，检验结果部分支 持融资优序理论，类别一分析结果还说明了上市公司融资顺序随时间推移更加符 合融资优序理论。

中小高科技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具创新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而融资难却成为 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融资可能性的变量，并分别就单个和多个借款 企业的情况，建立了信贷模型。由模型得出没有足够的自有资产（包括现金、实物资产等担 保品）、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所导致的银行对企业的“畏贷”和“惜贷”，造成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深层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解决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难可以采取的具 体措施，并从数理方面证明了这些措施的合理性，以期对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对策提供 数理支持。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维度探讨，经济转型背景下，宏观外生冲 击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和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的资本结构动 态调整模型表明，信贷市场及股权再融资市场上配额性指标和成本性指标的变 动，作为外生的宏观冲击，对企业股权债权融资选择及以此形成的资本结构具有 重要影响。本文利用1999-2008 年沪深两市900 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所 做的经验研究证实，经济环境及宏观政策的波动通过改变企业面临的信贷环境和 股权再融资环境进而影响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这种影响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 企业存在差异。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受到信贷、股 权再融资配额性指标的刚性制约；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对成本性指标的变动更 为敏感。

虽然理论上认可在经理人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有助于增进其激励效应， 但经验证据一直不足。而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的经理人股权激励实践为此提供了研究机会， 本文就利用此方面的相关数据来研究在经理人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对股东财富增 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对于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有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回 报（CAR），股权激励计划能给投资者带来正的财富效应；经相对业绩调整后的行权业绩条 件指标与CAR 显著正相关，但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计划有效期、股权激励力度、 激励对象是否包含董事长等要素特征对CAR 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在经理人 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确实有助于股东财富增长。

本文从控制权、金融危机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残差构造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正敏感型、不敏感型和负敏感型三类并进行了组间比较。实证结果显示：正敏感型企业并不是绝大多数，负敏感型企业规模最小、控制权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侵占较低、危机前投资率最低、危机后市场表现最好；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因素作用于企业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巨大。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在常态下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根据其划分的三类企业各项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更显著。

本文以2005年以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公开市场流通股股份回购为研究对象，着重于动机研究。我们发现存在两种类别公司。一类公司的宣告动因即真实动因，回购公告中的信息含量符合价值低估假说、财务灵活性假说和自由现金流假说等。另一类公司的回购宣告动因不全面，存在隐藏动因，甚至宣告动因本身并不真实。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因的差异化，我们进而提出了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特殊的二元股权结构，在公司特征变量（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盈利能力）的基础 之上，加入描述资本结构和股本结构两个变量，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描述特质风险的变量，通过 Logistic 回归发现，六个变量均对中国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且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上市 公司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而投资机会越多、资产负债率越高、流通股比率越大、特质风险越大 的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将考虑特质风险的股利支付倾向变动和投资者偏好进行线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特质风险被控制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偏好。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以及民营控股股东政治关系 对制衡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 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 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