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绻统总结了企业R&D投资与内部资金关绻的相关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R&D投资会因为其特殊性质而造成企业与外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得不到债权人资金的支持而依 赖于企业内部资金；2、股权结构会影响我国企业投资与内部资金之间的关绻，股权的集中有助于企业充分配置内部资金进行 R&D投资，并能减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代理问题；3、我国企业的投资与内部资金不存在U型关绻。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国企业 R&D的投融资实践，并为国家金融体制发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会影响市场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 三个公允价值变量：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FV）、每股公允价值调整额(FVAD)和公允价值投 资损益每股净收益调整额(HOLDG)，考察它们对股价、股价变动、以及个股波动性是否有解 释力。我们发现，市场对公允价值信息有反应，公允价值计量会形成“资产价格循环”，从 而影响市场系统风险，而且公允价值信息也会影响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进而影响到市场。 研究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市场应当如何对公允价值正确“定价”，也就是说，公允价值 的正确应用不单是会计师们的工作，也是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

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多非房地产类的企业纷纷投 身房地产投资。这一现象引起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图采用 严谨的计量方法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房 地产投资会损害公司绩效吗？本文的研究首先发现，Q值越低、规模越小、短期盈利 越高、杠杆率越高、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可能进入房地产。本文进一步运用倍差 分匹配（difference-in-difference matching estimator）的方法估计房地产投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并不损害企业绩效。

以1999—2001 年沪深两市334 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 了政治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干预对国有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地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 本，但考虑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治干预比较厉害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 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给大 部分公司带来的是更大的政府干预的风险。

本文以企业金融成长周期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对吴江和常熟中小企业的 实地抽样调查数据，以美国中小企业为参照，揭示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 段融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基本符合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但初创期和成长期信贷约束严厉，且固定资产贷款约束尤为严厉。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 信贷约束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是国家信贷政策和担保难；中小企业资信、盈利能力、负债水 平和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多少是影响企业信贷获得能力的主要内因，企业规模和年龄也有 影响，而企业组织形式和直接融资成本对贷款获得影响不明显。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我国10年来实施公开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市场环境下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 “牛市”、“盘整市”与“熊市”三种市场环境下，增发公告的负效应依次递增。鉴于市场环境与投资者情绪之间有较强的联动性,随后，我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增发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显著正相关，即不同市场环境下公开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源于投资者情绪。

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期背景，对国有 上市公司并购的产业路径及绩效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我国沪深股市 2003年-2007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在相关并购路径下，相比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发生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并购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同时，也提升 了产业集中度；在非相关并购路径下，产业创新型并购比非产业创新 型并购具有更高的产业效应,并且并购绩效显著优于非产业创新型并 购。这些发现凸现了国企并购的市场结构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也揭 示了国企进退的效率路径。其政策含义在于，国有企业应遵循经济结 构演进优化的产业路径有进有退，坚持市场化导向和产业创新导向。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高管发动并购事件的动因及并购毁损股东价值的解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基于主并公司管理者的两个不同视角——理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视角及非理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公司并购动因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重新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并甄别两个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上的相对解释作用。并且，本文不仅关注了公司管理者的并购决策，还进一步研究了连续并购这一我国公司并购的普遍现象。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2000－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离散型因变量的面板数据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并不能解释主并公司管理者并购与否的决策，也不能解释连续并购为何频繁发生的现象；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中的相对解释力进行研究时，本文发现支持代理理论的证据充分，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度对管理者的并购决策或公司并购频率和次序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解释作用，从而确立了代理理论在管理者视角并购理论中的主导地位。除此以外，本文还发现在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自利动机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验对公司并购动因的作用是积极的，即能够降低管理者发起公司并购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