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trading conditioning model subject to price volatility and return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market psychological behavior, based on analytical transaction volume-price probability wave distributions in which we use transaction volume probability to describe price volatility uncertainty and intensity. Applying the model to high frequent data test in China stock market, we have main findings as follows: 1) there is, in general,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mean return and that of change in trading conditioning intensity; 2) it lacks significance in spite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wo time intervals right before and just after bubble crashes; and 3) it show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a time interval when SSE Composite Index is rising during bull market. Our model and findings can test both disposition effect and herd behavior simultaneously, and explain excessive trading (volume) and other anomalies in stock market.

股市的价格或收益虽然不可预测，但收益的波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测性。波动性预测并不能像收益预测那样带来直接的盈利机会，但它对投资者判断市场风险状况从而更有效的进行资产定价、制定交易策略、构建投资组合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关于沪深股市的波动率预测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基于日数据的GARCH类模型、随机波动率(SV)模型等，而较少采用基于高频数据的预测模型，尤其是基于高频数据的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波动率预测方面的研究更为少见。为此，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通过沪深300指数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股市的波动率具有可预测性，我们模型的预测都能超越随机游走的结果；采用高频数据能显著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高频数据的模型明显优于采用日数据的模型，而且如人工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模型的预测优于传统经典的线性模型。

本文构建了我国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货币持有行为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所有制差异。随着转型期企业部门内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调整，这些差异对总量的货币需求统一形成了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部门的结构变化是我国货币需求持续超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货币需求特征，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货币政策效应，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的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被用来度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及其证券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金融规模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了金融发展的本质主要是金融效率的提高。本文在Turnovsky（2005）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与双边实际汇率、国际石油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技术壁垒呈负相关关系，与日本消费需求和出口退税呈正相关关系。其中，日本消费需求下降、国际石油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导致中日农产品出口放缓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为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提升农产品质量。

本文在Tirole（2006）的基础上，对公司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2007-2009年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为样本，用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验证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持有对公司业绩和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金持有多的公司业绩显著更好，表明公司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在危机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为我们从流动性管理角度思考公司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控制权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以及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有效性、稳定性更强。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投资率与所有权在金融危机前负相关，在金融危机后倒U型关系更强，投资率与控制权始终成正相关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误差项修正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上市公司被分为负敏感型、不敏感型和正敏感型三类，结果显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量存在。

在促进总量增长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针对这一疑问，本文运用1978年至2007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第一，财政政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货币政策在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效应方面强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在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第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效应。第四，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应相差非常悬殊，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高位；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二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低位。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变化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基本上能够得到实现，其中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利率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最强，而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