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活跃的金融机构之一，外资银行在大陆的投资活动受到各省级政府的关注。在确立跨国银行进入大陆省级区域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1996年初至2006年7月底在华265家外资银行机构的最新数据、运用条件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跨国银行在华投资区域决定因子的实证分析显示：市场需求因素和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因素对外资银行有着显著的吸引，而区域政策环境因素和经营成本因素无影响。各省域招商外资银行的工作重点应立足发展本地经济、营造外资集聚、完善金融市场、提升人力资源和做好外资银行机构的服务等工作，而非一味地提供种种优惠。

本文通过各类模型的数据结构、制度背景等方面对各类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对于银行危机的生成机制来说，关键在于控制不同情境下论证银行危机的不同生成机制。本文与他人研究的差异在于，很好地挖掘出了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选取全球60个国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分析开放条件下银行危机的生成机制，并论证了在不同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发展程度下银行危机生成机制的差异。

本文基于我国债权人保护程度较弱的现实，以2000～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银行能否利用债务期限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发现银行无法整体上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以授予其相应的债务期限。本文进一步尝试将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意愿和技术进行分离而予以单独检验。通过选择明显有舞弊嫌疑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业和微利企业以控制住银行的识别技术，发现银行给予非标审计意见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说明银行有一定的识别意愿。但银行没有给予微利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本文还对盈余管理变量与债务违约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变量、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识别变量以及微利企业识别变量对债务违约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银行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银行的债权。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银行在信贷评估和贷后监控中识别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技术和意愿。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调结构、防通胀”的发展方针，碳银行业务发展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线。本文就世界碳金融发展和交易规制、我国碳银行发展对策等展开讨论，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本文从微观外汇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于Evans 和Lyons（2001）提出的微观外汇 市场结构模型，详细剖析微观外汇市场汇率决定的核心变量――定单流，指出其功能及在汇 率决定中的应用。并分别利用美元与马克以及美元与人民币两个货币对的实际数据通过协整、 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最小二乘回归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与定单流 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整体来看人民币/美元定单流的解释能力没有马克/美元定单流 的解释能力那么强，说明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微观汇率决定理论的部分前提基础条件， 但是，我国外汇市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较低是制约定单流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我国私人银行业面临的困境、发展对策、发展动力等，寻找私人银行应对危机的对策和业务发展策略。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调结构、防通胀”的发展方针，碳银行业务发展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线。本文就世界碳金融发展和交易规制、我国碳银行发展对策等展开讨论，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现金流权水平对公司价值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上基于Johnson等(2000a)、La Porta等(2002)线性关系研究，通过静态模型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高低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有非对称影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水平低于均值时，不具有激励效应，而高于均值时，则具有激励效应；相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绝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水平和公司价值无关。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不具有激励效应。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