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不确定信息引入了理性预期模型，并通过贝叶斯统计理论与市场序列均衡理论探讨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指出股票价格充分揭示所有可得信息等价于价格的均值复归性，而并非Fama 所说的零期望利润性，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的论证表明股票价格的序列均值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信息有效意味着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并非下期价格对上期价格的随机偏离，市场效率的高低表现在股票价格对其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最后，利用均值复归理论和上证指数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the external and domestic dimension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t presents an open economy model to analyze both dimensions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in China under both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s. The model-bas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in China cannot be rationalized, under general circumstances, by the occurrence of permanent technology or labor supply shocks. As a resul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process in China requires to mimic the effects of potential inefficiencies, which induce the subdued response of domestic absorption to permanent income shocks causing thereby the observed positive unconditional correlation of trade balance and outpu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inefficiencies can be potentially seen as a by-product of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can be approximated by a stochastic tax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time varying transaction cost technology related to money holding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fixed exchange regime with financial market distortions, as defined above, might induce negative effects on GDP growth in the medium-term compared to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汇率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的核心业务。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由多种货币构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真实反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综合状况。本文介绍了基于ESTAR结构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分析法，并连同ADF和PP检验一起对我国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实证，KSS检验结果表明，非线性过程更为有效的体现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过程，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这说明现有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逐步达到市场有效性。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本文基于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 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应该控制房价波动，但是目前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动用货币政策去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

本文在Jeanne和Ranciere（2006）所建立最优储备规模确定模型的框架上进行延展，将一国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并将中央银行的预算约束纳入模型考虑范围。在拓展的模型中，还考虑了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出现的存款外撤、本币贬值等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外汇储备可以在发生危机时平滑消费和投资水平，但是持有储备也需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根据最优化模型的解，可以对中国的最优规模进行校准标准数值模拟，假定的基准标准最优储备水平表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略高于最优水平。此外，还根据数值模拟对各因素变动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如何在解决当前危机所需要的短期手段以及改变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畸形结构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为了从数量上把握短期扩张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中国金融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在中国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上表明经济增长水平与货币供给水平是同向变化的，而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通货膨胀水平，同时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实证表明了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过程中通货膨胀水平和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波动关系中广义货币供给量、银行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都是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在长期内，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是对货币需求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前提，也是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本文在Andrews和Kim（2003）样本端点结构变化检验中引入自举分析方法，并将其与SupF、MeanF和Lc统计量相结合来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是否稳定，以及1993-1996年的高通胀和2007年后新一轮通胀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M1和M2的需求函数都因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而发生了结构变化，应避免使用年度数据对中国货币需求进行分析；与90年代的持续高通胀不同，新一轮通胀尚没有影响到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依然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本文利用对数似然方法估计商业银行贷款供求因素的非均衡模型，试图检验在商业银行贷款能力不下降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的信贷决定因素，并由此确认我国流动性过剩是贷款需求约束还是供给约束。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关键作用的手段仍然是政府对信贷的控制，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总量而引起的总供求状况的改变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变化，因此，银行信贷供给约束造成我国经济中信贷收缩从而发生流动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