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至今，全球经济受次贷金融危机影响而未能延续增长势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几乎陷入衰退，中国面临的巨大通涨压力亦在2008年第三季度出现逆转。其间，在国际金融市场接连遭受打击之余，我国资本市场的一泻千里使世人不得不深刻反思现有机制，探寻资本市场的新动力。纵观现有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动力的大多建议，主要集中于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创新、金融混业、金融创新、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经济高增长周期等，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新动力的探讨都忽略了在强化金融监管呼声不断高涨下，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为己任的金融反垄断制度在次贷危机升级为金融危机后已得到国际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忽略了金融竞争对资本市场的巨大奠基作用，金融反垄断制度必将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力。针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正面临重大调整，尤有必要首先在国际层面厘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垄断本质及欧美经济体凸显金融反垄断执法，之后，以证券承销、创业版、金融控股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等规范宜溶入金融反垄断制度为视角，前瞻地评析现行资本市场的制度缺失，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新的强劲制度动力。

本文运用博弈均衡定价模型，逐步加入转股权、赎回权、回售权和特别向下修正条款，对中国可转债设计条款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分析回售权时，运用“博弈的均衡点理论” 揭示了导致“华菱转债回售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可转债条款设计上的缺陷，即回售条款导致的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在分析特别向下修正权时指出，在有效市场中，如果投资者选择最优的转股、回售和持有策略，而发行者选择最优的赎回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策略，那么回售权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权将会相互抵消，最初的那种希望通过这两个条款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从而获得发行上的便利的设想将化为乌有。因此建议在可转债条款设计中：要么修改回售条款的设计降低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同时取消特别向下修正条款，防止两个条款相互抵消，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要么两个条款都取消，以简化可转债的复杂性，增加其在投资者中的普及程度。

以权证市场的10只产品为例，研究探讨了我国权证产品的波动特征以及相应的风险测度VaR模型，同时运用更加严谨和稳健的Kupic LR检验以及动态分位数回归（Dynamic quantile regression）检验法，对各类不同波动模型和收益分布假定下的VaR估计精度进行了深入的后验分析（Backtesting）。主要实证结果显示，能够刻画波动的非对称杠杆效应以及假定新生量服从“有偏学生分布”的VaR测度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我国权证市场的风险状况，但并没有发现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权证产品的VaR计算模型存在。

本文在股票价格服从广义指数O-U过程的假设下，利用Girsanov定理获得了广义指数O-U过程模型的唯一等价鞅测度。用期权定价的鞅方法得到了标准欧式期权和一些变异期权(棘轮期权,白幕大期权,阶梯期权)的定价公式.其结果推广和改进了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

金融机构倒闭将带来系统外部性，从而对金融稳定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金融监管的目的正是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矫正。然而不同金融监管制度会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产生影响，通过对程式化模型进行扩展，本文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金融机构监管进行了讨论。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针对机构安全的金融监管措施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水平，而出于阻断金融风险传染而设立的金融安全网络制度虽然为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了防火墙，但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使得机构风险在源头堆积，对比分析表明显性金融安全网络比隐性金融安全网络更有效率，金融机构负债结构对道德风险也有影响。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公司可见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股票价格，而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有效手段，起到让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证券分析师和目标投资者的作用。本文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背景，分析了影响可见度的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两类因素，并研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两类影响因素的可见度效应的调节。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显著，基本支持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的假设。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权重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市场化改革才显著强化了经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理解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权取向和市场取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贡献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it root test, Lee-Carter model and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mortality projection, impose key implicit assumptions respectively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Log mortality rate (the force of mortality or the central mortality rate) is described as a unit root process in Lee-Carter model, while it is modeled as a deterministic trend process in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e use panel LM unit-root tests with level shifts to test the assumptions in above models, based on mortality data of the 7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G7) and Nordic countries(Denmark, Finland, Norway, Swede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 mortality projection model, whatever it is Lee-Carter model or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is not always appropriate to predict dynamic mortality rat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Further, we explain period effect and cohort effect of dynamic 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break tes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extend Lee-Carter model, which includes a special case of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To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tended model, we use it to forecast USA and Sweden mortality and we find that the extended Lee-Carter model work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Lee-Carte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