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网络银行自从诞生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网上银行业务在规模和经营效率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要提高网络银行的普及程度，必须在金融产品创新、客户关系管理、行业合作及广告宣传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本文阐述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的内容及其意义。认为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是在公平、正义理念引导下完成的制度创新。如能实施，则能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建设；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能切断关联交易的黑手，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包装、虚假重组、以及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能使国有股成为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能使原国有股通过基金单位在场外的转让而得以间接流通；能使国有股的全流通或减持变得轻松自如；能使社会保障基金获得相当充分的资金补充；并能为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其意义十分巨大而深远。笔者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它的成功实践。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的沉淀，又有人为的制约因素：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的江南水乡地区素来繁荣、发达；而内陆的西部地区大都为苦寒的荒蛮之地。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东西部差距逐步缩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确定了开放沿海经济特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使东南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时至今日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反差已经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贫富地区差距拉大绝不是我们的最终希望，所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确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可以说，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不但是迫切的、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导途径的通畅。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存在缺陷、银行贷款对绝大多数企业是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资本市场传导短期内尚难发挥作用，而银行贷款传导等信用渠道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用传导途径不畅导致中国近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需要改善信用传导渠道阻滞的经济环境，进而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检验，早期的实证检验多支持和肯定，后来更多的研究否定了它的有效性，认为 对股票收益没有解释能力。本文分四个时间段对上海证券市场CAPM有效性进行检验，否定了CAPM在前三个时间段的有效性，不能拒绝其在第四时间段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系统风险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弱。

CEV模型是Black-Scholes模型的一个扩展。本文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定量分析考察了Black-Scholes模型和CEV模型的套期保值效果：1、对冲操作次数和对冲误差之间的关系；2、模型误差对于对冲误差的影响；3、在同样的对冲次数下CEV模型和Black-Scholes模型的对冲操作成本的比较。文章验证了在没有模型误差的情况下对冲误差和对冲次数的平方根成反比关系, 并指出了在进行期权套期保值时，若预期股票上涨时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要优于CEV模型; 反之, 若预期股票下降时选择CEV模型要优于Black-Scholes模型.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得出了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下行空间。同时，本文引入了调整了的商品市场动态模型、货币市场动态模型和国际收支关系，这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可选的研究开放经济系统的新思路。

金融经济学研究中一般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而行为金融学中的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在收益状态时是风险厌恶，而在损失状态时是风险偏好的。本文通过分析期望理论下投资者的行为逻辑和市场交易特征，对中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风险态度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在不同的收益或亏损状态下对风险的偏好确实是不同的，支持了期望理论的看法。

本文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在以实际有效汇率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假设前提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对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无疑会“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的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采用支出法还是采用收入法计算得到的GDP的影响都不大。

The seminal works of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and Myers (1977) highlight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owners, managers, and debt holders of the firm and discuss the risk-shifting behavior of the managers assumed for our purpose to be the“firm” in detriment of their debt holders. Althoug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earch has been undertaken on this topic, much less studies are devoted to endogenizing risk choices in the presence of financial guarante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corporate project financing. A firm risk’s appetite increases when it has a guarantee contract on its debt, which create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firm and the guarantee provider. Addressing formally this moral hazard issue, we propose an equilibrium model in which the borrowing firm and the guarantee provider pre-commit themselves to conscripted risk levels at the signature of the loan guarantee contract. We show if the borrowing firm and the guarantor precommit, the equilibrium risk level is lower than the one the firm will choose unilaterally. For short (long) maturity debts, both parties gain by agreeing on a high (low) risk project when the firm shareholders have a big equity stake in the new project. We also study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borrowing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and its risk level. The optimal risk level of the firm is entirely determined by its ex-post capital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