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出口退税政策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出口。但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往往出现递延。本文指出，除了出口退税率之外，出口退税的速度和分配也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基于包含企业退税和出口信息的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出口退税递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出口递延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企业出口平均降低 14.8%。同时，出口退税递延也会增加企业退出，抑制企业进入，并减少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退税递延中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受到退税递延的影响更大，然而，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退税递延率反而越高。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改变退税总支出的条件下，消除出口退税错配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35%。相比之下，完全消除出口退税递延则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43%。本文为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思路：即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减少错配，从而促进出口增长。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够提升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优势，高管简历作为重要的财务 报告文本，传递了高管背景特征这一私人信息，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评估企业创 新活动价值。基于此，本文以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方 法，从完整性、详细性和可读性三个文本特征维度，探究高管简历信息披露是否以及如何 为企业创新提供信息。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简历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经 过工具变量回归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简历信息 披露能够通过吸引高学历员工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本文拓展了财务 报告文本信息经济后果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高管简历在企业创新中的 重要作用，对监管部门完善信息披露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 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 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 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 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 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否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是经济金融化的宏观背景下需要深刻考察的问题。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分析金融资产配置的驱动因素以及完整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呈“U”型关系，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正向收入效应，然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合力为负，直接通过中介效应挤出实体投资，降低企业价值，融资约束与金融资产的交互效应会放大冲击，对我国实体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