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本文采用2000年到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流动性 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共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 水平，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负相关关系依然不变。此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 视角，从信息透明度、两权分离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三个方面对该负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检 验，经研究发现，信息越不透明、两权分离越大的企业，其流动性共性与企业投资水平的负 相关关系是增强的;而机构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该负相关关系是减弱的。最后，还发现 流动性共性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不同性质下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时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较大；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系数越高，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们得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助长效应”和“缓解效应”，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剧了“助长效应”而减弱了“缓解效应”。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探索分析了金字塔内、外部结构特征在股改前后的变化及其对终极控制人采取的不同类型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就越严重；金字塔结构的链条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越少；终极控制人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越高，其越有可能进行频繁高额的“掏空性”关联交易；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越严重，越有可能进行“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而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越高，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的频率和规模越低。此外，我们没有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明显改善终极控制人掏空行为的经验证据。本研究结论对于全流通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

本文以2007 年年报披露的391 家家族上市公司为基础，研究家族控制，治理 环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在家族 公司表现非常明显，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抑制家族控制人的掏空动机。但当所有权和控制 权的分离程度非常大时，治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还发现，家族拥有的终极所有权 和公司价值呈现倒U 型关系。这说明，当家族的终极所有权较大时，其主要发挥“筑壕效 应”而非“激励效应”。对终极所有权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我们应持谨慎态度。

解决“两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新 兴市场国家企业健康成长、保障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必经程序。本文以2003~2005 年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产品市场竞争和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在不同产 品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公司治理机制表现出不同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中国资本 市场公司治理整体上存在诸多问题、而相应改革进展缓慢这一既定的前提下，要想有效解决 代理问题，通过降低进入壁垒等方式加强产品市场竞争，是一可行途径。

本文通过在Taylor展开式基础上构建的嵌套logistic模型，研究最终控制人所有 权、控制权、两权分离以及最终控制人类型等信息对企业财务失败预警的影响。基于采用配对方法选择的研究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嵌套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更好的预警功效以及更强的稳健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传统上对财务比率与企业财务失败预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理解并不成立，两者间关系取决于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以及最终控制人的类型，而导致稳定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最终控制人为实现利益输送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所有权改革，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和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