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信用评级旨在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债券违约风险信息，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虚高问题备受媒体和学界质疑。然而，评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评级质量较差。本文将债券信用评级拆分为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个部分，重点考察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整债券评级是否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以探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是否真的具备专业能力。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调低）评级能显著降低（抬高）债券信用利差，且以发行人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发行人和评级机构之间的旅行距离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获取私有信息的工具变量时，该结论也依然成立。而且，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评级的行为并未导致未来年度评级调低。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债券，如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下降，而当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预期被打破后，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提升。此外，中债资信这一“投资人付费”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具有更强的私有信息挖掘能力，但其进入评级市场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掌握的私有信息作用会显著上升。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债券信用评级调整会引起债券价格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中的确包含了有效的私有信息。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基于 2008 年 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利用一分钟间隔的交易数据，结合 VECM 模型和 BEKKGARCH 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是否改变了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空事件还是利好事件，事件前后离在岸汇率之间始终存在协整关系，且离岸汇率占据主导地位，当二者出现偏离时多数情况下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靠拢，且离岸汇率始终是在岸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事件冲击显著增大了离岸汇率对来自在岸汇率的脉冲响应程度。当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时，离在岸汇率的波动率会显著增强，此时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事件冲击增强了在岸汇率向离岸市场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产生的上述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本文选用事件分析法，对 2001 年至 2018 年的明星丑闻事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 明星丑闻事件对其相关的代言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股票价格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于代言公司而言，明星代言的沪深市场、港台市场和海外上市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也均显 著为负。而且短期内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与明星影响力显著负相关，而与事件性质(违 法或违反道德)以及事件关注度等并无显著的关系。长期来看，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 与明星影响力和事件关注度显著正相关。对于明星投资公司而言，长期来看公司的异常回报 与明星影响力、事件关注度呈显著正相关。当事件为违法事件时，投资公司的股票负向收益 变化幅度更大。对于明星经纪公司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的异常回报与明星影响力以及 事件关注度均无显著性关系。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短期亲朋好友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与涉事 明星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丑闻曝光引发的股市波动会对公司产生实 质性层面的影响。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累积异常回报下降越多的公司，其下一季度收入与净 利润下降越大。

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将CEO性别因素引入到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中，利用事件研究，构建CEO性别和公司价值、公司风险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CEO上任事件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女性CEO的上任对公司价值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女性CEO上任会降低公司风险，高风险公司更愿意任用女性CEO。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值配比（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与事件研究方法对风险投资参股、风险投资声望及风投参股的股票锁定期解除前后显著的量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中，风险投资并不具备“认证效应”与“逐名效应”，而风险投资参股的上市公司，在锁定期解除后异常成交量与异常收益率更为显著，并且风投机构的累计投资收益率与解禁期股票的异常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以媒体在2002-2009 年公开披露的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案件为样本， 采用多因素市场模型和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操作风险案件信息披露对上市银行市场价值造成 的影响。研究发现，操作风险案件被公开披露后，上市银行的股价呈现显著的负面反应；这 种负效应在披露日前已经出现，表明该类信息可能被提前泄露；非参数的秩检验表明，这种 负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每千万元的操作风险涉案金额将会导致上市银行3.2 亿元的市值损失。因此，本研究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计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