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 2013—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模块化及其创新是导致信息产业竞争激烈的根本原因，高强度竞争迫使企业采取兼并战略。基于模块化特征，本文建立模块化产品市场竞争模型和强强企业兼并与弱弱企业兼并之间的兼并期权博弈模型，研究模块创新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和并购浪潮产生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产品创新的持续性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频发，而模块化系统中重要模块的技术进步周期是导致模块化产业并购浪潮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结论从技术层面为第五、六次并购浪潮中IT产业并购的集中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

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竞争增加了公司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使公司投资决策更好地体现了资本 追随盈利机会的经济规律（Q理论）。进一步，本文从实物期权价值角度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与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显著增加了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与清算期权价值。这些发现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影响最终体现在公司权益价值与期权价值的关系上。

政治关系影响了公司价值，但对于如何影响公司价值还知之甚少。本文从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角度检验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公司价值。本文使用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制造行业的公司数据检验公司政治关系对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同融资约束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本文发现政治关系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敏感性。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融资约束划分标准后，本文发现不同融资约束下公司政治关系的价值不同，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公司政治关系更深地影响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敏感性，因此具有更高的价值。本文的证据支持了政治关系有助于公司获取融资资源从而提高公司价值的观点。

本文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检验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融资约束划分标准后，本文发现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融资约束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本文也为不同融资约束下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差异提供了证据，没有融资约束的公司利用负债增强了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在宏观经济方面，本文检验了不同融资约束下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对外部融资环境变化的反应，发现当外部融资环境变化时没有融资约束的公司对外部融资环境敏感性更高。

解决“两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新 兴市场国家企业健康成长、保障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必经程序。本文以2003~2005 年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产品市场竞争和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在不同产 品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公司治理机制表现出不同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中国资本 市场公司治理整体上存在诸多问题、而相应改革进展缓慢这一既定的前提下，要想有效解决 代理问题，通过降低进入壁垒等方式加强产品市场竞争，是一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