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特征差异对期权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企业产权性质也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实现了高管的股票期权回报。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期权激励影响企业并购活动的相关研究，对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企业规模歧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有研究多是从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资产质量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尚未有研究基于财务风险信息扭曲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机理阐释。以2009—2018 年我国非金融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在信贷规模和成本两方面同时存在；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致使实体经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被高估约40%；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高估问题，且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在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机理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样本中均得到验证。因此，正视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缺陷，矫正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导致的信贷错配，是缓解信贷市场规模歧视现象的市场化创新路径。

股权质押融资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常见的融资现象，但是一旦 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就会增大，也因此影响到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数 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大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且随着股权质押率的越高， 新发行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大。而且公司的产权性质和牛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 也会影响股权质押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的关系。通过对股权质押影响债券利差 的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债券的信用利差主要是因为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后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债券的信用利差。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量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粘性程度，即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上升的上升幅度大于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下降的下降幅度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越大，高管的冒险精神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机制的内在特点是影响高管行为的直接原因。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粘性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显著正相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并不明显，而在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和民营企业中较为明显，说明了2004年以来国资委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规定以及有关投资规模的规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文首次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进行量化，并检验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从高管薪酬机制本身的特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原因，以期为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本文选择2005—2009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负债水平负相关；当长期负债水平较高时，长期负债水平提高有利于盈余质量提高。（2）对于民营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流动负债水平均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较高的长期负债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逆向选择风险。因此，长期负债水平在债权人的风险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文以2007～200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代理成本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机理。结果发现：（1）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和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且市场化程度对税收负担与实物消费代理成本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2）在国有企业中，税收负担与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但与市场化程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发现，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闲暇消费代理成本对税收负担的正向影响关系。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以及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等因素会影响减税政策实施效果。

我国企业高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 “短债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容易导致企 业在银根紧缩时由于难以续借到期的短期债务而发生流动性成本。本文以我国 2006—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银根紧缩时企业短期债务的流动性成本进行度量并检验其 是否受产权性质、规模及成长性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银根紧缩时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 显著下降而长期债务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并且民营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短期债务水平下降得 更多；银根紧缩时，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差的经营绩效，其季度ROA下降幅度 至少比其他公司大 0.2%，并且短期债务的这种负面影响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者高成 长公司显著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短期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在银根紧缩期间会发 生流动性成本，并且该成本对民营公司、小规模公司或高成长性公司更为重要。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并考虑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深入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决策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结果发现，环保企业能获取更优惠的银行信贷，即绿色信贷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效果仅表现在环境信息披露不过度及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的情形下。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构建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机制建设，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