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能否合理定价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公正、有效地运行。针对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分析公司债信用利差时，除了关注微观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宏观因素。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共10年的中国公司债到期收益率的周面板数据；宏观因素不仅包括如消费者物价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股票市场指数等传统宏观因素的指标，同时纳入了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力度日益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以及工业发电量等多维度的宏观指标。利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上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化模型的解释力随公司债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升高；货币供给量M1与M2的增幅与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为正相关，但回归结果不十分显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不同评级的债券中出现了显著正负交替的现象，这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对持续的物价上涨，存在适应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预期所致；在与公司债信用利差正相关的宏观因素中，除了采购经理人指数、沪深300股指以及工业发电量外，固定资产投资额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司债定价影响最大。

股权质押融资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常见的融资现象，但是一旦 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就会增大，也因此影响到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数 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大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且随着股权质押率的越高， 新发行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大。而且公司的产权性质和牛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 也会影响股权质押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的关系。通过对股权质押影响债券利差 的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债券的信用利差主要是因为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后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债券的信用利差。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本文考察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针对性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通过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针对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取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获得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

本文根据Svensson(1994)模型拟合到期收益率曲线的方法, 使用2002年1月到 2013年2月国债交易和报价数据, 计算了国债交易的噪音并进而将其作为国债市场的整体非流动性, 探讨了影响国债整体非流动性的因素以及国债整体非流动性对基金超额回报的定价影响。研究发现, 利率水平、利率斜率对国债整体非流动性有正的显著影响, 公司债整体风险溢价、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和商业银行可投资债券金额对国债整体非流动性有负的显著影响; 国债整体非流动性的变化对股票型基金的超额回报有正的显著影响。

本文选择2005—2009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负债水平负相关；当长期负债水平较高时，长期负债水平提高有利于盈余质量提高。（2）对于民营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流动负债水平均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较高的长期负债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逆向选择风险。因此，长期负债水平在债权人的风险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测度中国公司债的非流动性, 考察了公司债层面、市场层面影响中国公司债非 流动性的因素, 最后讨论了公司债非流动性、权益波动率、印花税调整等因素对公司债风险溢价的影响. 研究 发现, Amihud (2002)是衡量中国公司债非流动性较有效的方法. 在截面上只有Amihud (2002)非流动性测度 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此外, 公司权益波动率和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 的稳健显著影响. 在控制了信用风险后, 公司年化权益波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公司债风险溢价大约提高45个 基点; 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2008年4月24日、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 调整后, 债券投资者比调整之前多要求大约50、60个基点的额外风险补偿.

本文用股票市场换手率衡量投资者情绪，研究了股票市场环境对债券发行成本的影响。基于股票和债券价值决定因素的相似性以及风险特征的相异性，我们提出了同向效应假说和反向效应假说，实证检验结果支持同向效应，即债券融资成本与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与股票性质更为相似的含股权债券，而违约风险小的债券会进一步强化同向效应。

本文以2007 年8 月至2009 年8 月发行公司债的31 个样本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 事件研究法对这些公司发行公司债所产生的公告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研究的 事件窗口中，我国公司债发行会产生负的公告效应，但是在公告发布之前的累积异常收益率 为正，而在公告发布之后的累积异常收益率为负。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股票的累积 异常收益率与公司的成长性显著的负相关，与固定资产比率、资产负债率、债券相对发行规 模及公司规模显著的正相关，与公司的年龄、债券的信用评级及债券的存续时间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

尽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改善无效投资方面具有理论上的优良性质，但对其治理功能 的实证考察却十分缺乏。以Shleifer（1989）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所构建的研究模型着 重于分析可转债对无效投资的治理作用及可转债各具体条款设计与投资效率改善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可转债能够实现对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以2000至2008年间我国可转债 发行公司为样本所进行的实证检验也部分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具体来说，可转债的 发行能够显著改善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但对于过度投资的制约却表现为短期效应。各具体 条款对投资效率改善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有赎回条款能有效缓解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而向 下修正条款的作用则依赖于其表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