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对上述关系具有放大作用。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处置违约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整体的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股权融资成本的上升，上市企业不得不放弃部分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立足于承销商的角度，首次从“关系”视角实证研究了投行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关系”在投行竞争公司再融资（SEO）承销业务中的影响，并进而深入探讨了“关系” 与“声誉”机制在影响SEO 承销竞争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结果发现，投行与上市公司“关 系”越紧密，即如果该投行是公司IPO 的承销商，或者在公司IPO 时的承销份额越高，或 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那么其越有可能获得公司SEO 的承销业务；然而，“声誉”会削弱 “关系”的影响，只有在投行声誉较弱的情况下，“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本文研究不仅提 供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关系”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的证据，从而丰富了投行行为的研究内 容，而且开拓了“关系”与“声誉”机制交互研究的新领域。

自2006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业绩型股权激励。我们发现，这些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行权业绩条件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净利润增长率（NIG）两项会计业绩指标上，且对它们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分别集中在“10%”和 “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现象。这到底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还是从众效应之结果呢？本文通过将行权业绩条件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自身往期、所在行业往期以及推出计划前分析师盈利预测等进行比较后发现，“10%/20%”并非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从众效应之结果。本文还发现，这一从众效应与证监会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制及对股权再融资等的长期监管存在一定关联。

本文以2006－2010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

2006年和2008年，证监会分别出台两项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以此作为制度背景，将再融资资格看作是公司的期权，并从财务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期权价值的大小，进而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迎合策略的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务灵活性是理解公司在半强制分红背景下股利行为的关键因素。2008年政策中限定股利分配形式仅为现金股利的规定提高了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门槛，可能导致监管悖论。实际上，在公司根据财务灵活性进行自利选择的过程中，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加速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

上市公司过度融资现象普遍存在，这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也降低了公司长期业绩。本文通过改进理论模型，以2002-2007年187个再融资样本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适度融资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变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探究上市公司过度股权再融资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并且在股权分置改革下，非流通股比例与过度融资程度呈正比，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显著低于适度融资公司的业绩。过度融资程度越大，公司长期业绩下滑越快。加强对股东的监督和对募集资金的监管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过度融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维度探讨，经济转型背景下，宏观外生冲 击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和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的资本结构动 态调整模型表明，信贷市场及股权再融资市场上配额性指标和成本性指标的变 动，作为外生的宏观冲击，对企业股权债权融资选择及以此形成的资本结构具有 重要影响。本文利用1999-2008 年沪深两市900 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所 做的经验研究证实，经济环境及宏观政策的波动通过改变企业面临的信贷环境和 股权再融资环境进而影响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这种影响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 企业存在差异。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受到信贷、股 权再融资配额性指标的刚性制约；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对成本性指标的变动更 为敏感。

2008年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门槛，变相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本文利用该新政作为外生于公司的再融资能力下降，选取2006-2009年的数据，检验了再融资能力的下降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两次差分法（DID）比较研究了新政对具有不同融资约束公司现金分红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再融资能力的下降使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显著减少。在新政颁布后，相比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有融资约束的公司显著增加了现金分红；而新政颁布之前，两类公司的现金分红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现金分红可作为区分国内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有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