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刻画区块链生态系统行为表现的 “共识博弈” (Consensus Game) 的一般框架，并针对 “矿池间隔博弈 ” \ (Mining Pool Gap Game）的 “共识均衡” \ (Consensus Equilibria) 的存在性进行刻画和解读，然后通过共识博弈这个新概念来建立和解释区块链平台本身的稳定性在挖矿间隔行为出现的 情况下在基于共识均衡存在的这个意义上的正面回答。这里，“间隔博弈”\ (Gap Game) 所在的区块链生态是指基于中本聪\ （Nakamoto) 在\ 2008 年提出的 “工作量证明” 作为基本的共识原则的挖矿平台。特别地，本文首先在一般激励机制条件下，基于区块链生态中的共识博弈框架，对挖矿间隔行为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建立了在一般激励相容机制条件下的共识均衡点的存在性结果和对应区块链生态能够持续运转的稳定性解读书, 然后结合在 “挖（币）矿” \ (Mining Bitcoin）工作中涉及到的工作费用、奖励机制和挖矿能力这三类主要因素，从挖矿工（组）收益的角度, 针对不同嵌入场景对挖矿工（组）的 “间隔博弈行为” \（Gap Game Behavior) 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解读和分析。本文的理论结果和案例分析表明，结合不同挖矿场景相合适的激励相容机制， 共识博弈（均衡）这个概念可以在理论的层面（即，不需要情景数据模拟结果的支持），能够得到或形成针对不同场景下的挖矿行为的解释和解读。此外，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结合影响挖矿（组）收益相关的要素因子，共识博弈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对应的合适场景的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刻画挖矿工（组）出现的诸如 “间隔行为”, “分叉链”, “矿池攻击” 等（不良)行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并对共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能够起到推进作用。

企业债务融资“所有制歧视”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国有属性可能通过多重机制使企业在债务融资契约中获得更优的交易条件。本文在综述融资“所有制歧视”存在性实证成果基础上，将其微观机制总结为“兜底效应”、“资源效应”、“干预效应”和“信息效应”，初步阐释了各机制的含义与异同，并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

本文根据公司治理——经营业绩——市场绩效的理论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学习效应分析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71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检验治理溢价的存在性，并从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学习效应角度分析溢价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内部治理溢价显著存在，持有内部治理质量高的公司股票在2002年至2010年间可以获得6.6%的年度平均超额回报率，地区行业治理不存在溢价。原因在于内部治理质量的提高将显著改善下期经营业绩，市场却未能预期到两者之间的作用，相对低估高质量公司的盈余。从而当公司宣告高于预期的盈余时对市场产生正向冲击，存在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而地区行业治理相对稳定，市场更易预期。然而，错误预期不具备持续性，投资者通过学习将不断修正，导致预期逐渐充分。本文为投资者预期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影响市场预期，提高市场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核心要素，系统流动性驱动着个股流动性的形成。本文拓展了 FDR 法，并研究了中国市场股票系统流动性的存在性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市场显著存在 的只有与市场有正向变动的系统流动性，并且系统流动性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意味着系统 流动性风险不能被充分分散。本文还发现股票的波动率越高、公司规模越小或市场收益率越 低，系统流动性越大。中国市场的系统流动性风险是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投资者需要谨慎 关注。

传统的泡沫模型都是假设泡沫是指数膨胀的，无法显著的将泡沫和同样是指数增长的基本面引起的高速价格增长区分开来，使得泡沫检验的有效性遭到置疑。泡沫超指数膨胀模型可以克服这一缺陷，它认为泡沫是一种本质上快于指数增长的更快膨胀，具有一个理论上的有限时间终结点。本文引入了最新的一类超指数膨胀模型——均值回复平稳随机终结模型。它将泡沫的检验和识别转化为1）检测“非线性非平稳的股价序列是否潜含均值回复的平稳临界时间序列”；2）估计正反馈效应指数和潜在临界时点。利用它对中国股市2005年中期至2007年后期的投机泡沫实证分析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的检验中国股市泡沫的存在性，识别29个行业板块间泡沫膨胀强度和积累的稳定性大小。同时，模型对于中国股市的泡沫破灭也有很好的预警效果。最后，本文分析了模型的政策含义。

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是目前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O’Hara,2003）。国内外对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 (流动性水平变量本身)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风险（流动性水平变量自身的方差以及它与其他变量的协方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研究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具有较深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即特征以及中国股市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 针对流动性溢价问题，本文基于个股数据，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建立了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的多因素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回归模型，选择两个流动性因子—换手率、Amivest流动性比率，对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以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为流动性因子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股市存在流动性溢价现象。 基于个股数据，在对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成因的检验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交易频率而不是交易成本，预期收益是换手率的分段线性和整体凹性减函数。 基于市场数据，分别利用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指标作为流动性因子，分别建立了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和市场流动性对个股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预期和未预期的市场流动性共同作用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和股票组合超额收益率都产生正向的影响，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替代效应。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换手率，说明交易频率是影响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 针对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本文按照Gibson和Mougeot（2004）的基本框架，直接建立二元均值GARCH（1,1） —Diagonal BEKK模型，分别利用沪深300指数数据和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数据，按市场态势分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风险溢价和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存在系统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溢价，但随样本期的选取、样本的选取以及不同的流动性指标的选取的不同，其显著性也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这两种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超额收益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动态的。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波动持续性的存在会增加投资者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必须考虑波动持续性的影响，以便起到规避投资风险的作用。

传统的泡沫模型都是假设泡沫是指数膨胀的,无法显著的将泡沫和同样是指数增长的基本面引起的高速价格增长区分开来,使得泡沫检验的有效性遭到置疑。泡沫超指数膨胀模型可以克服这一缺陷,它认为泡沫是一种本质上快于指数增长的更快膨胀,具有一个理论上的有限时间终结点。本文引入了最新的一类超指数膨胀模型——均值回复平稳随机终结模型。它将泡沫的检验和识别转化为1)检测“非线性非平稳的股价序列是否潜含均值回复的平稳临界时间序列”;2)估计正反馈效应指数和潜在临界时点。利用它对中国股市2005年中期至2007年后期的投机泡沫实证分析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的检验中国股市泡沫的存在性,识别29个行业板块间泡沫膨胀强度和积累的稳定性大小。同时,模型对于中国股市的泡沫破灭也有很好的预警效果。最后,本文分析了模型的政策含义。

IPO折价存在于世界各国的 IPO市场。有关 IPO 折价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包括折价存在性、差异性、折价的影响因素、折价形成的原因与预测等。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使 IPO上市股票的折价不但符合 IPO的普遍规律，而且具有很多独特的规律。本文结合有关折价原因的几种理论与假说(包括信息不对称、股权分配、投资者非理性等)，对中国股市 IPO 折价的存在性，不同市场、股票类型折价的差异性，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创造性地对承销商声誉的衡量、股市上升期与下降期的折价表现、同一企业 AB 股发行顺序对折价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中国 IPO折价的存在性、股票市场的差异性及造成差异的原因，探索了股票一、二级市场的有机结合路径。对规范和完善 IPO市场定价机制，帮助监管者制定规则，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上海证券市场的交易收盘指数，利用GARCH类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中羊群效应作了计量分析，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羊群效应因而股票市场不是有效的，而且这种效应是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性表现为正的股票价格变化呈“理性羊群效应”，相反，负的价格变化表现为“非理性羊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