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过程和效果对今后的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和经济后果两方面进行考察，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的研究，本文分别从股改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股改补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股改补偿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则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水平、企业业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三方面的影响，以及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解禁和减持时的市场反应和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本文以媒体在2002-2009 年公开披露的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案件为样本， 采用多因素市场模型和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操作风险案件信息披露对上市银行市场价值造成 的影响。研究发现，操作风险案件被公开披露后，上市银行的股价呈现显著的负面反应；这 种负效应在披露日前已经出现，表明该类信息可能被提前泄露；非参数的秩检验表明，这种 负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每千万元的操作风险涉案金额将会导致上市银行3.2 亿元的市值损失。因此，本研究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计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最近的研究表明，信息的集中披露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导致市场面对大量信息不能 及时作出充分反应。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关于注意力分配领域的研究，将企业的盈余公告信息 进一步分成市场层面、板块层面和公司层面三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投资者的注意力在这三者之 间分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提出了“投资者注意力分类聚焦假说”，即信息竞争性披露的 增加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处理，而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层面信息的处理 能力。当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在市场定价中起主导作用时，信息竞争性披露的增加将提高投 资者市场反应。我们的结果显示，多信息日投资者对于未预期盈余的及时市场反应显著强于少 信息日；从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程度方面看，在多信息日公告盈余信息的企业，盈余公告后的漂 移程度显著低于在少信息日公告的企业。我们研究的引申意义在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 高股价对公司层面的信息反应是优化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效率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文以我国10年来实施公开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市场环境下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 “牛市”、“盘整市”与“熊市”三种市场环境下，增发公告的负效应依次递增。鉴于市场环境与投资者情绪之间有较强的联动性,随后，我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增发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显著正相关，即不同市场环境下公开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源于投资者情绪。

最近的研究表明，信息的集中披露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导致市场面对大量信息不能 及时作出充分反应。本文借鉴认知心理学关于注意力分配领域的研究，将企业的盈余公告信息 进一步分成市场层面、板块层面和公司层面三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投资者的注意力在这三者之 间分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提出了“投资者注意力分类聚焦假说”，即信息竞争性披露的 增加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处理，而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层面信息的处理 能力。当市场和板块层面的信息在市场定价中起主导作用时，信息竞争性披露的增加将提高投 资者市场反应。我们的结果显示，多信息日投资者对于未预期盈余的及时市场反应显著强于少 信息日；从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程度方面看，在多信息日公告盈余信息的企业，盈余公告后的漂 移程度显著低于在少信息日公告的企业。我们研究的引申意义在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 高股价对公司层面的信息反应是优化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效率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文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建立股票供给和需求的理论模型，分析在需 求和供给变动两个冲击下，流通股股东的累积超额收益。我们进而利用市场模型和市场调整 模型计算流通股股东在股改复牌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并分析检验其截面影响因素。实证检 验发现，累积超常收益和远期股票供给量成负相关关系。在控制流通股供应冲击效应之后， 我们发现公司盈利能力和非流通股集中度与股改价格效应负相关。进一步考虑市场时机和内 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本文创造性地度量了股权分置改革经济价值的市场预期，并提 供了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经验证据。

摘 要： 在多期假设下，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和利益输送预期可以同时存在。实证结果显示，定向增发的积极宣告效应是大股东支持效应和利益输送预期的净效果。大股东支持效应能够解释19.5%的定向增发市场反应波动，而利益输送预期能够解释2.5%的反应波动。定向增发发行折价代表了大股东支持效应的规模，因此不能够衡量定向增发利益输送的大小。

外资并购事件可能向目标方竞争对手传递竞争压力加剧的信息，亦可能传递再次 并购即将发生的信息。本文以89次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外资并 购传递的信息内容。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时，目标方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 显著为负;而一旦外资并购被终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则显著为正。该结论表明，外资并购 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本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资并购成 功实施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

本文将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分为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考察，进而探讨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对策。研究发现：限售股解禁的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均存在；限售股解禁直接冲击着相关个股的股价，其市场反应总体为负；相对而言，牛市中解禁信息较早引致的股价下跌样本超常收益率下降较早，但幅度较小，熊市中解禁信息引致的股价下跌发生较晚而剧烈；解禁信息的冲击大部分被提前消化，限售股解禁的心理冲击影响可能大于实际减持压力；一定条件下存在减持效应的自稳定机制。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关键措施在于大幅度提升市场对股票的需求，有效承接供给的巨量增加。

在不对称信息下，关系型银行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参与借款企业治理，降低代理成本。文章实证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发布获得银行信贷公告后的市场反应，发现，上市公司发布获得银行授信和债务重组公告会引起股价显著性上涨。这表明，中国银行体系自1996年以来有意识地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合作关系的措施具有治理效应。文章还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司治理越差的公司，治理效应越显著。这种效应主要体现贷前甄别企业质量和贷后控制与救助方面，而在贷中监督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限制企业滥用现金流方面则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