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提高。但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持股时间短，交易频繁，投资理念并不成熟，因此在现阶段，亟需改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统计套利策略是一种新兴的投资策略，在融资融券制度确立和股指期货推出的背景下，本文将对统计套利策略进行研究。 本文以统计套利策略中套利区间的选择问题为研究目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从随机过程理论出发，结合实践中常用的协整理论构建了随机微分方程模型，通过数学推导得到了正向套利以及反向套利下的解析解，并通过Euler数值计算方法和Monte Carlo随机模拟方法对正向套利策略进行了求解，提出了以特定风险水平下最大化投资收益为目标的优化方法来确定最优套利区间。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为研究对象，选择了沪深300股指期货的IF1103合约和IF1106合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整理论的建模证实了IF1103合约和IF1106合约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二者的价差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根据理论研究的结果计算了最优套利区间，结果表明在2010年11月9日到2011年2月24日的研究区间中，共有3次套利机会，套利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47.57%，优于其他文献对统计套利的研究成果。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不同的套利区间会导致不同的套利收益与风险，可以以套利收益-风险图的上沿作为最优套利区间的待选值； (2) 随着套利收益的提高，套利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单纯以套利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选择套利区间是不可取的，应该根据套利者的风险偏好或者收益偏好来确定最优套利区间； (3) 套利收益与风险由投资组合价差的内在性质决定。其中套利策略的风险主要受投资组合的价差回归均值的速度影响；统计套利的风险由投资组合价差的标准差决定。 (4) 统计套利的基本思想是相对定价，“均值回复”仅仅是统计套利实现后的结果。

本文对现有文献中的各类度量货币流动性的指标进行讨论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货币需求的货币流动性度量指标，并利用我国CPI、PPI数据构造了旨在较全面反映通胀的指标CII；利用M2、工业增加值、实际利率、通胀预期合成的基于货币需求的货币流动性指标ML。检验结果表明ML与股指收益率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且ML是股指波动性的Granger原因，ML均优于其他流动性指标；通过建立VAR模型证明了股票市场对货币流动性有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货币流动性有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股指受其滞后一期的显著影响，反映了我国股市的追涨杀跌特征，这是我国股市不成熟的表现。

本文首先介绍风险预算理论以及Omega方法的思想，提出基于Omega的风险预算方法，然后根据新的方法构造投资策略。根据三种基金指数构造基于风险预算的投资组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预算的投资策略的夏普比和Sortino Ratio好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比债券型基金稍差一些，但收益更高。然后将基于风险预算构造的FOF与根据现有的FOF产品构造的FOF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证明本文构造的两种FOF投资策略表现明显优于FOF指数，说明该方法在基金组合管理中的优越性。文章最后对本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行分析。

根据投资策略的不同，市场上投资者可以分为基本面投资者与技术投资者。根据投资策略异质的特色，且在卖空限制的影响下，均衡价格可分为三个层次，并且可推导得到在没有新信息的影响下，价格最终会趋向于基本面投资者的估值，而技术投资者将离开市场。本文还探讨了新信息对均衡价格的影响。通过有内幕交易与无内幕交易的比较发现，在无内幕交易下基本面投资者具有策略优势；而在内幕交易下技术投资者具有策略优势，而且内幕交易金额越大，优势越明显，而被内幕交易吞没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监管当局不应放大力气去教育投资者理性，而应加大对内幕交易的监管。若内幕交易金额得到控制，投资者便会自然趋向理性而关注资产的基本面价值。

本文研究了公司投资者保护与基金投资策略以及基金业绩的关系。利用股票数据和股票型基金持仓股数据，本文发现投资者保护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对于投资者保护差的股票，投资者需要超额收益作为风险补偿。同时，由于投资者保护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更加偏好于投资者保护好的公司股票。但是对于有能力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能够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公司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国际上，西方主权国家和日本的债务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的等问题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在国内，房价和CPI居高不下，我国政府频繁加息和提高准备金，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当前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地震、战争等因素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进一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投资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包括QDII基金在内的国内基金公司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25184.54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占公募基金资产的90%以上的比重。所以，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开放式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风险，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熟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特性。分析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率，让投资者理解开放式基金风险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类别开放式基金，对比基准指数进一步估计单只开放式基金波动状况。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运用GARCH-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投资风险，EGARCH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非对称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1）GARCH-M模型对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在本文研究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体现出金融理论中高风险高收益的有：股票型基金指数、混合型基金指数、货币型基金指数、ETF基金指数和QDII基金指数，只有债券型基金指数估计出的均值方程方差前的系数为负，众所周知，债券型基金风险最小。2）信息冲击非对称性在开放式基金指数中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策略的开放式基金“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都会加大指数的波动率，但是本文没有得出“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结论， ETF和QDII表现出了“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基金经理们在利好或利空时都表现出了羊群效应的结论，他们没有合理地控制风险，跟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而且利空弱于利好，说明基金经理追涨时更疯狂。因此，建议我国投资者在牛市中选择 值较高的股票会收益更好，在熊市中选择 值较低的股票风险更少。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背景对于投资策略、公司IPO 抑价、股票市场回报率以及公 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和民营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外资背景和混合型背景风 险投资机构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投资策略；从所投资的公司来看，相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支 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IPO 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异常回报率 较高，民营背景投资的与政府背景投资的无显著差异，而且只要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 相对于那些没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IPO 抑价率更低，回报率更高；从公司治理的角 度来看，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支持的公司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较低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较高比例的专业化董事。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经营性风险（非系统风险）的企业家，在给定的债务及企业所得税率下，如何通过消费平滑、企业资本投资、破产保护以及金融风险投资，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本文得到了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和最优破产阀值。对应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贝塔系数、系统风险溢价和非系统风险溢价（idiosyncratic risk premium）。不同于传统观点，非系统风险溢价严格大于零。这些结论和数值计算表明，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资本投资策略、破产水平、贝塔系数、非系统风险溢价、期望收益率等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结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和投资文献中，有两个主要悖论，一是产品的定价过高，且复杂产品的价格高于简单产品的价格；二是投资者偏好复杂产品而非简单产品。本文在不确定性框架下研究结构类产品的定价与投资问题，所得结论是产品的溢价部分主要用于对冲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复杂产品利于风险分散且投资者对复杂产品预期收益率水平的估计较高，部分解释上述悖论。

美国对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培育了过度的自由市场环境，推动次级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蓬勃发展。对市场监管的放任主义导致了市场过度，允许市场参与者疯狂、轻率地投资于那些“创新、未经考验和无管制的产品”。对冲基金主要是为了迎合机构投资者与高净值个人而被组建起来的有限合伙或类似实体，不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不需提供定期报告。在美国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期间，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行业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了金融领域的一个主要部分。对冲基金行业通过杠杆作用，操控大量的资产，积极地投资于外国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源于房地产泡沫的信用违约互换，其激进的投资策略使次级贷款和证券化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