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黄金具有商品、货币和避险的多重属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黄金表 现出了较强的货币和避险属性。就当前货币体系下的黄金定价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各大类资产时间 序列定价（大类资产定价）的新思路，模型综合考虑了黄金的商品、货币和避险属性，将黄金价值分解为： 商品基准价值、基于汇率（货币篮子）的“隐性货币价值”和主权国家信用违约的风险溢价，并分别以大宗 商品CRB指数、美元指数USDX和美国国债CDS利差等资产价格作为代理变量对其进行定价研究。向量自 回归（VAR）模型研究表明：美元指数USDX负向驱动黄金价格，大宗商品指数CRB、美国国债指数CDS 正向驱动黄金价格；其中大宗商品指数CRB滞后一阶、美元指数USDX滞后一阶、美国国债CDS利差滞后 二阶价格信息对黄金价格的影响最显著。研究还表明：黄金价格波动率存在聚类性、长记忆性，但不存在 非对称性。

阐发以国际购买力平价指数为参照体的信用货币定值基准新概念；提供一种非主权、无储备型的初级环球通货设计方案，可与各国主权货币并行不悖，不受强势货币操纵利用，具有高度稳定性、可操作性和无可置疑的信用地位。据此推出一份“初级世界元”“路线图”。 “初级世界元”一旦实施，世界不再有货币霸主，“特里芬悖论”退出历史舞台，铸币税特权、外汇储备和套汇投机走进历史，国际汇率问题因“内化”而消弭于无形，山雨欲来的全球性货币危机警报解除，全球化前景变得更为公正、透明、健康和美好；由此引导全球货币体系从横向大联合（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基石之上朝向“世界单一货币”的高度升级发展，通达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的远景目标。

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是目前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O’Hara,2003）。国内外对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 (流动性水平变量本身)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风险（流动性水平变量自身的方差以及它与其他变量的协方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研究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具有较深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即特征以及中国股市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 针对流动性溢价问题，本文基于个股数据，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建立了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的多因素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回归模型，选择两个流动性因子—换手率、Amivest流动性比率，对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以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为流动性因子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股市存在流动性溢价现象。 基于个股数据，在对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成因的检验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交易频率而不是交易成本，预期收益是换手率的分段线性和整体凹性减函数。 基于市场数据，分别利用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指标作为流动性因子，分别建立了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和市场流动性对个股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预期和未预期的市场流动性共同作用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和股票组合超额收益率都产生正向的影响，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替代效应。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换手率，说明交易频率是影响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 针对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本文按照Gibson和Mougeot（2004）的基本框架，直接建立二元均值GARCH（1,1） —Diagonal BEKK模型，分别利用沪深300指数数据和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数据，按市场态势分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风险溢价和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存在系统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溢价，但随样本期的选取、样本的选取以及不同的流动性指标的选取的不同，其显著性也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这两种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超额收益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动态的。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波动持续性的存在会增加投资者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必须考虑波动持续性的影响，以便起到规避投资风险的作用。

选取1985-2008年为样本区间，运用主成分方法构造了度量金融发展的系列指数，并考察产出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发展过于倚重规模扩张而忽略了效率提高；与金融结构及规模的作用机制相反，金融发展（效率）拉动投资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其注重于消费和出口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而在投资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的局面下，应该在提升金融发展效率的同时加大金融对消费的支持力度。

首先介绍本地偏好假说并对基于信息份额的价格发现模型（信息份额模型， Hasbrouck，1995 以及修正信息份额模型Lien和Shrestha，2008）和永久短暂分解模型(PT, Gonzalo 和Granger, 1995)进行对比，来考察在市场微观结构中两模型对价格发现贡献定 义的关系。实证部分使用从2006 年1 月1 日至2008 年12 月31 日的A 股和H 股指数作为 样本数据，通过检验得到上证A 股指数和恒生H 股指数有较为相似的微观结构，且两个市 场具有唯一协整向量的协整关系。通过IS测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价格发现的贡 献主要来自上海股票市场，其平均贡献比例超过80%，由此测度结果从实证角度坚持了本地 偏好假说的成立。

随着风险度量一致性原则的提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广泛采用的VaR模型存在严重不足，尤其针对分布具有厚尾特征的极端金融风险无法有效度量。本文采用极值理论（EVT）解决VaR方法的尾部度量不足问题，利用CVaR-EVT和BMM模型分析美国、香港股票市场和我国沪深两市指数18年的日收益数据，研究发现：（1）在95％置信区间及点估计中，分位数为99%的CVaR-EVT所揭示的极端风险优于VaR的估计值；且BMM方法为实施长期极端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决策依据，其回报率受分段时区的影响，期间越长，风险估计值越高；（2）模型采用ML和BS方法统计估值显示，我国股票市场极端风险尾部估计值高于香港和美国市场；但是，国内市场逐步稳定，并呈现出跟进国际市场且差距缩小的发展趋势。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从而使得动量策 略与反转策略有效。本文研究了深沪两市2001 至2009年的股票，实证结果显示， 在赢者动量投资组合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现象，而在输者组合中该现象则不明 显；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赢者动量投资组合能取得优于大盘指数的业绩； 同时，两市中反转策略仅存在于某些输者组合中，且不明显。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尔可夫机制转换 EGARCH模型（MRS-EGARCH），与传统的 波动率建模方法不同的是，我们在 MRS-EGARCH 中分别假定了收益残差序列可以服从高 斯、学生 t 以及广义误差分布，并进一步允许其分布的自由度与所处机制（Regime）有关， 以便刻画金融收益可能随时间变化的峰度（厚尾）特征。以能反映我国 A 股市场整体走势 的沪深 300指数为例，本文对比了 MRS-EGARCH模型和单机制 EGARCH模型的样本内和 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结果。主要实证结果显示：沪深 300 指数确实存在不同的波动强弱机制区 间，而我们提出的 MRS-EGARCH 模型能够清晰区分出隐藏在收益序列中的不同机制。同 时，无论从样本内还是样本外的波动率预测结果来看，设定收益残差序列服从厚尾分布的 MRS-EGARCH都是预测精度更好的波动率模型。

本文使用VaR(Value at Risk)和一致性风险度量指标ES(Expected Shortfall)作为风险度量指标，应 用 Copula 函数和极值理论度量不同市场间在极端情形下的相依性风险。应用研究中用 Copula 函数来替代 传统多元序列间的正态分布的假设，使得在组合投资中进行多元极值建模时更加灵活。实证中对上证综指 和香港恒生指数进行组合投资建模，度量不同市场间在极端情形下的相依性风险。通过不同权重下投资组 合风险指标的计算结果比较，为投资者选择合理投资权重规避风险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文试图通过提供经济转型国家公司治理改革路径选择的经验证据，以弥补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强制性治理而忽视自主性治理的不足。采用2007年925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的86项指标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满足合规基础上的自主性治理活动存在很大的差异；自主治理水平的提高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且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和负债水平是影响公司自主治理活动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