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入产权结构变量修正了传统的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利用截面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04年间以产权改革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产权结构单一和行业过于集中是影响银行业效率和绩效提升的两个主要因素；产权和市场结构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是不同的，产权结构和市场机构对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显著；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在侧重于产权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行业市场结构的优化。

一个解释独立董事产生的模型：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础提出一些假设，然后利用经典经济学和博弈论分析框架解释独立董事的产生过程。 尽管没有研究从理论上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但实践中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主要承担着决策和监督职能。而已有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提升公司业绩方面表现并不突出，本文把能否有效提升公司业绩作为独立董事决策职能是否有效发挥的显示指标，因此，猜想独立董事来源于监督的需要是合理的。 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股东的目标来考察公司的运作，股东将雇佣管理者经营公司。公司的管理者作为具有突出管理才能的群体的一员，只要他不为一己私利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去损害公司的利益，就能够保证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但作为理性经济人，管理者当然会有着与股东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他总具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因而，股东同时雇佣监督者并赋予了他监督管理者的职责。在监督充分有效的假设下，管理者要想为一己私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就必须首先贿赂监督者纵容自己的行为。本文定义了管理者贿赂成本和监督者可能受贿收益之间的对应法则作为监督者独立性的显示指标，监督者越独立，管理者相同的贿赂成本能够转化成的监督者的可能受贿收益就越少。由于管理者愿意付出的贿赂成本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度的，因此当股东选择了具备一定特征的监督者，使得管理者的贿赂成本转化成的监督者的可能受贿收益小到一定程度时，监督者为了获得继续任职的机会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就不会接受管理者的贿赂，从而遏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管理者愿意付出的贿赂成本的限度会逐步提高，相应地股东选择的监督者所具备的特征使得管理者相同贿赂成本转化成的监督者受贿收益也越来越少，即监督者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当监督者的独立性强到一定程度，管理者已经很难让监督者接受贿赂时，监督者就成为了独立董事。

本文发展了风险投资的财务结构理论模型，我们证明了最优的财务结构是风险投资家持有可转换证券、创业者动态地持有普通股，该财务结构是激励和约束创业者的行为、激励风险投资家在继续项目和放弃项目之间最优的权衡、最优的融资问题的内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理论表明，该财务结构与项目信息揭示的进程和阶段融资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本文发展了风险投资的财务结构理论模型，我们证明了最优的财务结构是风险投资家持有可转换证券、创业者动态地持有普通股，该财务结构是激励和约束创业者的行为、激励风险投资家在继续项目和放弃项目之间最优的权衡、最优的融资问题的内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理论表明，该财务结构与项目信息揭示的进程和阶段融资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具有技术进步和随机实质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股市泡沫对经济的影响，同时对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转轨时期经济正从动态无效向动态有效转化，在实质资本收益率确定的情况下，适当的股市泡沫（如果存在的话）对我国经济有益，会增加人均消费，加快我国经济向动态有效转化，使资源配置达到Pareto最优；在实质资本收益率随机的情况下，股市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依赖于个人对未来投资实质资本收益率的预期，因而加强投资者对未来实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持乐观态度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结合Galor和Zeira（1993）和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型，本文分析了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性导致的社会群体分化和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首先规定债务契约既需要贷款监督成本又要求贷款抵押品，然后发展了新的交叠世代模型，研究了由于金融市场的此种不完善性，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对长期中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这种金融市场不完善性所产生的信贷配给，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在长期中也依赖于初始的财富分配。整个社会由于初始财富水平的不同最后分化为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三个集团。贫富差距对人均收入有不利影响，而中间阶层占总人口比例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经济效率是正向联系的。因此，培育发展中产阶级，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富差距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

在复杂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五年的金融市场（股市和期市）实践，已经找到了追随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的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通过有效的数据挖掘从而实现基于数据的知识发现，具有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信息黑箱可视化意义。本模型是运用鞅方法与不动点理论，对金融市场交易进行非线性动态规划，建立自适应控制数理模型，遵循反向与惯性行为交易策略，随机逼近股票、期货价格波动的最低、最高点，最优化建仓、出货时机，实现学习进化争当少数人获胜博弈。

本文面向内幕交易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研究，从研究平台、对投资和社会财富、外部人对内部人的博弈、公司治理、内幕交易对证券运动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综述和归纳；从经济效率的研究角度来看，存在反对和不反对内幕交易两种结论，但以前者人数居多。

本文在马尔科 帕加诺(Pagana,1993)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结合中国转型经济发展过程所独有的特征，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联机制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发现该趋势呈放大态势,前提是配之适当的利率政策，积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保证这种作用有序释放,但同时要追求金融发展质量，重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有序发展，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国证券市场一度广泛实行的股票股利曾因其能带来积极的股价超额收益而被普遍视为是一种典型的信号传递过程。然而本文通过对A股一般行业上市公司首次股票股利分配后的公司业绩进行长期跟踪考察，发现首次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无论盈利性或增长能力都明显持续下降，并不能充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统计检验和模型分析均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盲目追求股权融资和市场过热的投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股票股利政策传递积极信号的功能，也是这种分配方式不断降温的内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