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了法币改革的背景和经济影响。基于“南京十年”期间的资产价格高频数据，我们发现，与银本位相比，信用本位下不仅短期利率更加平稳，长期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并且利率行为变化时点与法币改革吻合。这表明管理得当的信用本位不仅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明显优于商品本位，而且在稳定长期通胀预期方面也并不逊色。这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为货币本位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讨论当投资者面临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问题。如果银行可以选择长期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但却无法向投资者对其资产选择做出可置信的承诺时，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形相比，均衡时的资源配置将发生严重的扭曲：短期利率过低，长期利率过高，并且银行所选择长期资产的风险也将高于社会最优水平。但是，如果监管部门可以针对银行的利率期限结构加以有效的规制，那么，长期资产的风险水平可以恢复到社会最优的水平。

我们以2007年到2011年五个整年的日度数据为样本，通过ARCH族模型和VAR模型分别探讨期限为隔夜、一周、二周、一个月4个品种短期shibor各自的波动性和相互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各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正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同幅度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的上升。某一品种的短期shibor的波动对其他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会产生同方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品种短期shibor所造成的波动溢出效应也有较明显的差异。

按照传统观点，在遭受投机攻击时，中央银行的典型做法是提高短期利率来捍卫本国货币和汇率制度。但批评者认为，高利率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反而容易引发信用恐慌和产出减少，使投机者更有动机进行攻击，最后在外汇储备即将耗尽前，中央银行权衡得失后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尽管两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没有哪种说法是决定性的，反对的观点正逐渐取得上风。

本研究将Dueker(1997)提出的波动度自我消散(dispersion)或称波动度均数复归(volatility mean reversion)的设定融入Gray(1996)的MS-GARCH模型中，以期能改善对于短期利率波动的描述与预测。此GARCH自我消散模型的主要特色有二。首先，在Gray模型的设定上，在每个状态下我们采用了t-分配(而非常态分配)。其次，遵循Dueker的作法，我们采用自我消散的设计将厚尾状态下的下期转换给予较低的权重，以降低过去厚尾状态残差平方的冲击及对当期条件变异数的影响。实证上，本研究探讨了三种短率期货：欧洲美元定存利率期货、三个月欧元利率期货与台湾的三十天期融资性商业本票利率期货，其实证结果显示波动度自我消散的设定无论在样本内或样本外都确实改善了估计的正确性。

进入1990 年代以来，以短期利率为目标进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已经成为世 界各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普遍模式。本文首先以美国为例，说明公开市场操作与中 央银行利率操作的主要模式，并对我国十余年来，特别是2003 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情况 进行概述，指出央票利率已初步具备了央行基准利率的特征。实证分析表明，央票利率与主 要货币市场利率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并且是货币市场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央票利率与产 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说明我国可以通过引导利率进行间接货币政策调 控。最后，分析了我国当前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 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成都市房地产交易的微观数据（2004-2006），实证检验了中央宏观金融调控（首付款比例和利率）对地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由于实质的约束力较弱，首付款比例政策没有起到有效调控的作用；相反，地方购房者的贷款决策对中央利率调控有明显反应。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当长期贷款利率升幅较短期贷款利率升幅高0.1百分点时，贷款者选择短期贷款的概率增加8.4个百分点。而且利用商业住房贷款利率和公积金贷款利率变动差异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我们有效控制了可能由宏观政策内生性产生的计量问题，从微观角度为长、短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更可靠的实证检验。

中国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存在明显跳跃行为，本文采用Gaussian-jump-ARCH和Vasicek修正形式等跳跃—扩散模型，对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7天期利率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说明新股申购能够显著的解释利率的跳跃行为：新股申购日之前的三天内，7天利率跳跃概率已经显著提高，并产生向上跳跃；申购日之后，利率又发生显著的向下跳跃，申购日之后第一天的向下跳跃最为明显。通过新股申购的微观效应和股市宏观经济效应等渠道，股票市场影响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