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控制权未发生转移的大股东“大小非”减持行为为研究视角，结合成本补偿的思想，改进特别处理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法，提出新的超常收益率法，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认为：基于“大小非”减持行为的测度方法较适合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度。根据累积超常收益，本文测度出控制权股份（“大小非”）减持部分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5.27%，推算出中国上市公司总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13.46%。

：突破传统的现金流思路，从控制权视角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发行可转债对管理 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内嵌转股期权能够导致企业控制权在 不同现金流信号下的动态转移，这一控制权动态转移机制将对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管 理者产生有效率事前约束，促使其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研究将为优化 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提供很好的理论借鉴；同时，本研究基于金融衍生工 具的分析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突破传统的现金流思路，从控制权视角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发行可转债对管理 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内嵌转股期权能够导致企业控制权在 不同现金流信号下的动态转移，这一控制权动态转移机制将对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管 理者产生有效率事前约束，促使其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研究将为优化 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提供很好的理论借鉴；同时，本研究基于金融衍生工 具的分析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高管薪酬管制及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本文还发现，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发动低效率并购的行为。

通过对L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终极控制人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通过造系来构建企业集团，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A 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系统性地探讨集团 化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的公司价值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多元 化经营则降低了公司价值。从经营效率角度，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一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本文 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构造企业集团是为了获得协同效应的假设，同时拒绝了 民营上市公司构造企业集团是资本玩家掏空术的观点。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超额短期借款现象，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特有的信贷制度和股权再融资的监管环境对企业融资以及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超额短期借款出现的事前效应假说――私有利益驱动下的扩张冲动和资金占用，以及事后效应假说――在实际控制人追逐私利的影响下因经营业绩恶化造成的短期借款“超额”。随后的经验分析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假说，这一现象应成为重要的预警信号，引起债权银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