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是金融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概率分布、反映收益率整体非对称性的新测度（Return Asymmetry, RA），首次为该争议提供了跨市场的系统性证据。研究发现：首先，RA测度在中、美等主要市场均能负向预测股票横截面收益率，其解释力较传统测度显著提升；其次，RA的定价优势源于其对收益率复杂分布信息的更全面捕捉，特别是能有效识别系统与特质非对称之间的交互效应；最后，通过博彩偏好、投资者情绪、关注度和套利限制等多维度渠道分析，证实行为因素是驱动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的核心机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弥合学术分歧，更建立了具有全球适用性的非对称定价分析范式。

本文基于Jurado et al.(2015)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中国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个股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并检验了在存在卖空限制的中国A股市场中的不确定性的定价，着重研究了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对个股不确定性定价的影响。股票特质性波动率刻画了股票收益率中不能被市场风险因子解释的波动，通常被用于度量不确定性，本文提出其中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的相关部分才会在市场中被定价。本文提出利用股票收益率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的绝对相关系数来刻画在市场中被定价的个股不确定性，并发现不确定性越高的股票预期收益越低，即不确定性溢价在A股为负，这与Miller(1977)的理论相一致，即在存在卖空限制的市场上，不确定性越大的股票其价值被高估程度越大，因此预期收益率越低。本文进一步发现融资融券限制放开之后，不确定性的负溢价略有降低，市场的定价效率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反映了市场中存在的卖空限制和隐性卖空成本较高，及其对市场定价效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A股市场合理地放开融资融券限制，特别是有效降低融券成本、引入长期投资者提供优质券源，能够降低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改善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本文以 2002-201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 31 个省区省级主政官员的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政治不确定性的视角，基于中国省级主政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实证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对公司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和非政治关联性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政治不确定性因政治不确定性强度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在省级新任主政官员来自于异地这一子样本中正向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宏观政治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领域的文献。

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生产网络带来的间接影响。从一个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由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的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80%的部分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而美元的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的下降，其中约 65%的部分是网络影响。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到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

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企业总资产的系统风险可以分解为在位资产系统风险和增长期权系统风险两部分。借鉴Bernardo et al.（2007）的方法，利用1993-2011年间中国A股市场20个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整体而言，我国市场呈现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在资产账面市值较低和总资产贝塔较高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即便控制经营杠杆，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结论依然成立。论文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根据与待估企业或项目处于同行业且增长期权占总资产比例较为接近的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率，能够较好地确定待估企业或项目的资本成本。

本文研究了用8个模型预测A股23个行业和市场收益率的问题，针对文献中常用的平方预测误差损失函数和R_OS^2统计量的不足构建了损失函数g(r_(t+1),r ?_(t+1) )和R_OS^ORDER统计量。R_OS^2统计量显示收益率不可预测而R_OS^ORDER统计量显示收益率可预测，我们进而研究了基于预测的行业轮动策略，结果支持使用损失函数g(r_(t+1),r ?_(t+1) )和R_OS^ORDER统计量评估预测。本文给出了不同预测模型的相对表现。

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在传统文献中仍需进一步厘清，本文采用随机折现因子的 方法构建了SDF‐LCAPM 模型，将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分为两个：第一个渠道是股票 自身的流动性特征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第二个渠道为流动性是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影响股 票的收益。SDF‐LCAPM 模型提出了将流动性影响资产收益的两个渠道联接的框架，并解开了 流动性的波动性与资产收益负向关系之谜，解释了系统流动性与股票收益率对市场流动性的 敏感度不被定价可能的原因，还发现了流动性与资产收益的协方差在资产定价中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SDF‐LCAPM 模型我们实证发现，不同类型的股票流动性特征和流动性风险对收益 率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发现可为投资者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除此而外， SDF‐LCAPM 模型应用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Sharpe 比率，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本文在对热钱流动导致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影响金融脆弱性的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基于国内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月度股票收益率和房屋价格指数，利用SVAR模型研究了热钱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热钱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着长期均衡关系，热钱流入显著推动了股票价格指数上涨，并得到股票收益率波动的30%是由热钱异动所致，但热钱对房屋价格指数影响相对较小，表现在房价变动中20%与热钱流动有关；另一方面发现股价上涨同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有着正向影响，被抬高的房价会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流入。基于热钱对金融稳定与脆弱性的影响，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合理疏导等治理热钱的政策建议。

现代投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但对国外发达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低风险公司的股票能实现比高风险公司的股票更高的收益，这一现象被称为“信用风险悖论”。为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同一悖论，本文试图用上市公司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衡量指标，分别使用组合分析法，个股的Fama-MacBeth横截面和面板回归分析，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信用评级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本文发现“信用风险悖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这一发现不依赖于经济周期和市场的变化，亦不依赖于模型和方法的选取。另外，信用评级作为除被评级对象和投资者之外的第三方，确实能提供给市场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