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自利的角度研究分析了负债融资、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等融资来源对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负债融资难以抑制过度投资行为，超额盈余、管理层自利行为对非效率投资有激发作用，股权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股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没有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信息不对称没有通过负债融资途径抑制过度投资，反而放松了大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信息不对称削弱了超额盈余对投资效率的激发作用。

家族企业治理是世界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对中国这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 度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就中外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治 理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对2003 年至2006 年我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公司 治理结构和融资方式进行了统计学和个案实证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上市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状态与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呈负相关；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权 集中程度与负债融资负相关；家族企业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而 在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负债融资。

本文以Ohlson模型考察2002-2007年A股亏损公司定价问题。针对亏损公司盈余与权 益价值负相关这一异常现象，我们通过将政府补贴、成长性、研发支出、负债融资信息引入定价 模型，发现政府补贴、成长性和负债因素能够有效改善模型，消除了盈余与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 的异常现象，改善了定价模型的效果。通过规模和净利润两个维度对亏损公司的进一步分类，我 们发现从净利润维度来看，政府向那些更容易通过非经常项目扭亏的公司提供了更多财政补贴， 并且政府补贴与净利润为正公司的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与净利润为负公司的权益价值不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从规模维度来看，上述现象在小公司样本更加明显。

通过对L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终极控制人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投资行为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是否最大化，西方主流财务理论认为负债 尤其是短期负债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以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 333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并不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其原因在于债务的“硬 约束”功能没有发挥，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期限结构与负债期限结构错搭的风险。

本文采用问卷研究方法对大苏州地区的台资企业进行了关于融资行为的问卷调查，获取了第一手的台资企业（研究样本）财务资料。进而，本文基于所获得的调查数据上对台资企业的资本结构、融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台资企业的负债融资主要是依靠经营性负债和（或）短期性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率并不高，且借款形式以短期借款为主；台资企业的融资偏好特征符合优序融资理论，而不符合权衡理论，尤其是，台资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所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依次排名（前四位）为：投资项目、财务宽松（或破产风险）、资金成本、股东控制权，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另外，基于实证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台资企业的盈利性是唯一显著地影响他们偏好内部资金的因素，而当他们在外部融资时，企业的规模和所持有的可抵押资产等两因素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对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