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本文以媒体在2002-2009 年公开披露的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案件为样本， 采用多因素市场模型和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操作风险案件信息披露对上市银行市场价值造成 的影响。研究发现，操作风险案件被公开披露后，上市银行的股价呈现显著的负面反应；这 种负效应在披露日前已经出现，表明该类信息可能被提前泄露；非参数的秩检验表明，这种 负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每千万元的操作风险涉案金额将会导致上市银行3.2 亿元的市值损失。因此，本研究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计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本文以我国10年来实施公开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市场环境下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 “牛市”、“盘整市”与“熊市”三种市场环境下，增发公告的负效应依次递增。鉴于市场环境与投资者情绪之间有较强的联动性,随后，我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增发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显著正相关，即不同市场环境下公开增发市场反应的差异源于投资者情绪。

本文在内部人交易的框架下研究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利用2007年底以前的减持公告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减持公告市场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总体而言市场将减持视为长期压抑的流通愿望的释放。通过对样本进行细化分析，我们发现，公司（或股东）的第一次减持与后续减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对后续减持的负面反应更为强烈。同时，控股股东的减持也向市场传递了更强烈的负面信息。基于公司特征的分析表明，规模较大、低B/M比率或高P/E比率的公司减持负效应更为显著。而基于交易特征的分析则显示交易量较小的减持公告造成的负面效应越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基于公司层次和交易层次的信息对减持交易的动机进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反应。

本文研究在不同控制权和经营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将样本公司依据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和是否发布盈利预测划分子样本，结果表明，高IRM公司比低IRM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比未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而高IRM公司中提前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市值损失最小。在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股权结构的互相作用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负效应，而股权制衡度对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无法有效起到制衡的作用。

本文以沪深全部上市公司1990 -2004的IPO面饭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市场时机行为中I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我国股市明显存在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并且对上市公司的资本主市构影响显著;公司的历史估值和杠杆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历史估值得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账面杠杆和市值扪柯:分别下降4.87和2.9个单位;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咱可以持续5-8年。

本文根据现代金融学理论，运用基于广义误差分布（GED）的ARMA（1，1）-GARCH（1，1）模型对我国股市“申购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两市都存在显著的负“申购日效应”这一“异象”；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新股发行规模不大的申购日；下跌走势阶段与上升走势阶段的“申购日效应”相比，前者的负效应比后者大；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与“申购日效应”发生概率以及负效应程度负相关。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