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人类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离不开远行，远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新事物、新环境 的渴望和探索，同时也有助于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基于这种直觉，本文手工搜集了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信息，探索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越丰富，任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越高。该结论在 考虑独立董事出生地差异、变量测量误差、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 发现，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不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保守的会计职业，更可能在总部位 于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以外省份的上市公司任职，所任职公司的股价波动也较高，即跨 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风险偏好更大;同时，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也更可能拥有政 治关联背景、更可能在大规模公司任职、获得的津贴也更高，即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 资源和能力也更优。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优的资源、能力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创新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决策之变量有个人特征、社会影响及情境因素等等，其中个人特征部分又分为：个人资源、动机涉入、知识、态度、人格、价值观与生活型态(Engel 和 Black wall，1990)。而态度，是指人由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对人、事、物以及周围世界所做的评价，既反映出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相当持久且一致的行为倾向（荣泰生，1999）。而金钱意义除了表面上的购买能力外，还对不同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是有所不同的（Keller, C., & Siegrist, M.，2005）。故投资人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而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承担程度会对投资动机产生影响(陈丽梅，2010)。 　　因此，本研究将以(Farley,2000)之风险承担程量表包括风险规避、风险接受及风险偏好三个构面； Yamauchi and Templer(1982)的金态度量表包括权?/名望、保?/时间、诱惑以及焦虑四个构面；及江佳宇(2006)之投资决策量表包括投资信息、产品熟悉度、商业消息、投资者信心及投资意图五个构面对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之基础。以观察风险承担程和金钱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同时以金钱态度作为中介变项解释投资决策，以探讨潜在依变项金钱态度是否能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分析发现：性别对各变数皆无显著差异；而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投资经验对各变量皆有显著性差异；婚姻状况则只对风险承担形成显著差异；而投资时间之长短则不会显著影响风险承担程度，但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各变量以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研究工具分析发现：(1)风险承担会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2)金钱态度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3)当金钱态度作为完全中介变量以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部分成立 ,即投资者金钱态度能作为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之中介作用。

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

本文设计了一个鸡尾酒配比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短视契约、终止契约和长期契约对实验者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绩效更好；（2）与短期契约和终止契约相比，长期契约下实验者的创新水平更高；而且上述结果在考虑实验者风险偏好的情况下依然是稳健的。该实验说明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及对长期的成功的奖励有利于激励实验者进行更多的创新。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资产交易法对“汇率制度之谜” 进行解释。与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不同，本文发现即使宏观基本面没有出现 变化，汇率也依然会发生波动，指令流的资产组合效应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 本推动力。特别是在市场公众的汇率价格预期或风险偏好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汇率波动要远远大于“盯住汇率制。本 文的研究结果对解决“汇率制度之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对人民币汇率制 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提高。但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持股时间短，交易频繁，投资理念并不成熟，因此在现阶段，亟需改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统计套利策略是一种新兴的投资策略，在融资融券制度确立和股指期货推出的背景下，本文将对统计套利策略进行研究。 本文以统计套利策略中套利区间的选择问题为研究目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从随机过程理论出发，结合实践中常用的协整理论构建了随机微分方程模型，通过数学推导得到了正向套利以及反向套利下的解析解，并通过Euler数值计算方法和Monte Carlo随机模拟方法对正向套利策略进行了求解，提出了以特定风险水平下最大化投资收益为目标的优化方法来确定最优套利区间。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为研究对象，选择了沪深300股指期货的IF1103合约和IF1106合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整理论的建模证实了IF1103合约和IF1106合约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二者的价差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根据理论研究的结果计算了最优套利区间，结果表明在2010年11月9日到2011年2月24日的研究区间中，共有3次套利机会，套利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47.57%，优于其他文献对统计套利的研究成果。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不同的套利区间会导致不同的套利收益与风险，可以以套利收益-风险图的上沿作为最优套利区间的待选值； (2) 随着套利收益的提高，套利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单纯以套利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选择套利区间是不可取的，应该根据套利者的风险偏好或者收益偏好来确定最优套利区间； (3) 套利收益与风险由投资组合价差的内在性质决定。其中套利策略的风险主要受投资组合的价差回归均值的速度影响；统计套利的风险由投资组合价差的标准差决定。 (4) 统计套利的基本思想是相对定价，“均值回复”仅仅是统计套利实现后的结果。

GCRM模型与ASRF模型相比，能给出与经济资本测度目标相一致的资本数量，而现有文献对GCRM模型中资产的到期收益率没有给出明确的刻画，本文则通过假设资产的到期收益率与其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相关，得出了基于GCRM模型的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测度和贷款定价方法，它能够刻画借款者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目标支付概率）和资本融资成本对经济资本和贷款定价的影响，为商业银行相关领域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源自于著名数学家Daniel Bernoulli（1738）为解决“圣彼得堡悖论”而提出的效用函数解决方案。然而，王文辉在《圣彼得堡悖论新解与不确定性估值》中证明了Bernoulli的效用函数解决方案是不成立的，因此，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是颇值得怀疑的。本文对传统效用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得到了一个效用函数族，并且首次提出了“效用阈限漂移”现象。进而通过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证明了货币的边际效用并非是单调递减的，而且效用函数与人们的风险偏好没有任何关系，从而纠正了微观金融经济学基础理论中长期存在的误区，为新的研究开辟了方向。

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投资者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基于财富水平,将个人投资者分为小个人组、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三类,在此基础上,研究分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结果显示,小个人组的交易行为左右了个人总体的行为,而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的行为与机构极其相似;小个人组和个人总体在买入时,从短期来看采用反转策略,从长期来看采用动量策略,卖出时均采用反转策略;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买入时都采用反转策略,卖出时都采用动量策略。同时我们发现,小个人组趋于非理性,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具有损失厌恶心理,并且存在处置效应和周内效应;而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