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investigate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explore its implications on corporate finance. With a large sample of firms from 1999-2007, we document large-scale ‘re-nationalization’—local governments re-establish controlling ownership stakes in previously privatized firms. We find that firms located in provinces with newly appointed, top-ranked Party leaders who do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three dominant political fac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nationalized. With a number of instrument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top-ranked provincial party leaders, we find that re-nationalization leads to lower sale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for the firms. We also find some evidence that re-nationalization temporarily lowers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region without any significant, long-term economic benefits.

本文收集了2006-2012年首次提出IPO申请并成功上市的996个企业样本，研究引入职业董秘能否加快企业的IPO进度。实证结果发现：（1）职业董秘确实有助于加快企业的IPO进度。（2）聘用职业董秘并给予董秘一定的公司股权，有助于激励其更努力工作，从而加快企业的IPO进度。（3）具有已上市公司工作经验的职业董秘，比具有中介机构工作经验的职业董秘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地实现IPO上市。（4）与非职业董秘相比，职业董秘更倾向于在公司上市后快速离职。本研究首次揭示了职业董秘在企业IPO进程中的作用，为更好地引导和规范董秘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通常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水平将由“市场决定”。但是，利率不是一个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是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如果没有一个“锚”，币值就会趋于不稳定。本文认为一个更完整的的表述应该是，利率由央行货币政策和市场共同决定。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为市场利率提供一个短期“锚”或目标利率，而市场力量则围绕这个短期锚利率决定“期限溢价”和“风险溢价”，从而建立完整的收益曲线。 货币政策目标利率的制定，需要央行对中国经济的“自然”或“均衡”利率（即所谓泰勒法则中的r*）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和经验的把握。中国利率何处去？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央行想要它去哪里，它就会去哪里。但是，如果央行对自然利率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很难实现稳定币值的政策目标。本文对利率市场化以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和操作短期目标利率提出一个框架，并对中国当前的均衡利率进行初步估算，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根据可转债具有债性和股性的特点，将可转债投资决策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不确定性依赖于第一个阶段的不确定性，采用RDEU效用理论进行定价分析，得到可转债定价模型。结合具体例子，本文采用matlab软件程序算出基于RDEU效用理论下可转债的价格，并与EU效用理论下可转债价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RDEU理论得到的可转债价格高于EU理论得到的可转债价格，且RDEU理论价格比EU理论价格更接近实际价格。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本文以住宅的消费和投资二重属性为切入点，通过构建购房者意愿价格模型， 分析了购房者个体性质、外部环境以及住宅特性对于购房者意愿价格的影响。利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四市52 个县区2006-2012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基础 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教育资本化”影响住宅价格，并且影响程度会随着个人收入及生活水平、 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所在区域的便利程度及城乡差异等而变化；基础教育资源开始由公共品 向消费品转变，而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分配不均以及缺乏流动性，一线城市具有良好基础 教育资源的住宅已成奢侈品。因此，加大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供给，平衡相关 资源的分配，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会具有一定作用。

面向文化资产证券化定价问题，给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定价方法，即嵌入Bass 模型的 Gamma 随机过程定价方法。利用Bass 随机扩散模型预测文化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以解决由 于文化资产未来收益的强烈不确定性而引起的资产定价困难的问题。该方法首先给出了嵌入 Bass 的Gamma 随机过程扩散模型。然后，根据模型给出的资产收益的价格形式，利用新增 资产收益信息，使用贝叶斯参数推断方法，对定价模型的参数进行更新。并借助马尔科夫蒙 特卡罗（MCMC）方法解决积分过程中的多重积分问题，最终实现了资产的动态定价。最后， 对证券凭证的定价进行分析，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将文化创意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考虑进证 券价格中，并给出具有期权性质的证券产品价格。采用中国票房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证效 果分析，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文化创意资 产的定价提供一种新思路。

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在传统文献中仍需进一步厘清，本文采用随机折现因子的 方法构建了SDF‐LCAPM 模型，将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分为两个：第一个渠道是股票 自身的流动性特征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第二个渠道为流动性是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影响股 票的收益。SDF‐LCAPM 模型提出了将流动性影响资产收益的两个渠道联接的框架，并解开了 流动性的波动性与资产收益负向关系之谜，解释了系统流动性与股票收益率对市场流动性的 敏感度不被定价可能的原因，还发现了流动性与资产收益的协方差在资产定价中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SDF‐LCAPM 模型我们实证发现，不同类型的股票流动性特征和流动性风险对收益 率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发现可为投资者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除此而外， SDF‐LCAPM 模型应用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Sharpe 比率，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