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利用货币总量预测通胀的能力大为降低，也很难找到能够反应流动性状况的显性指标，而资产价格往往包含有相关的特定信息，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反应也非常灵敏和迅速，使得资产价格容易成为反应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由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很容易导致公众预期发生紊乱，所以中央银行虽然不必一定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及我国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包含对未来通胀的一定信息，并实证研究资产价格对我国公众通胀预期的可能影响。

基于金融系统论之上，本文提出了考察金融发展的三个纬度，在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背景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生产率效应为负，金融结构的生产效率效应为正，金融效率的生产率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同时，来自于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类实证检验也说明了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区域的差异性和非线性关系。

A decline in the relative price of imported goods compared to that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goods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Such effects may not be accurately detected and measured in a classical permanent-income model without considering consumption habit formation as pointed out by Nishiyama (2005).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employs an extended permanent-income model which encompasses consumption habit formation. Both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MM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modified) intratemporal 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AES) between imports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the parameters of habit 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modified) intertemporal 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IES). We find that impor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s are complements in China, but substitutes in Japan and Korea. Different per capita incomes and consumer behavio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two countries are two possible reasons for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por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in China. （2011中国金融国际年会博士论文征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是从应对挑战还是从把握机遇的角度来看，客户都是核心。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还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全面的分析，从而导致优质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较低。运用CRM体系来进行客户关系管理正是为了应对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竞争的利器。 本文研究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论，着重从管理层面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有效的实施CRM系统。商业银行通过实施CRM，能够更好的整合银行内部资源，实现业务流程重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最终实现客户价值利益最大化。 希望能够对我国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

资金的净流入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也是投资者选股考虑的主要因素。定单流是衡量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指标，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蕴含着投资者的买卖信息。本文从投资者期望效用最大化角度，将定单流引入投资组合模型。通过定单流指标确定组合权重，构建定单流冲击下的证券投资最优组合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定单流指标确定投资权重，能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随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运行，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创业板市场对中小企业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因此，中小企业应当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做大做强。具体来讲，不仅要完善企业制度，而且要做好企业上市准备工作。此外，政府应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其上市融资提供良好的环境。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央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央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韓國央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

文章通过对中国央行历年存贷款利率变动的分析，浅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沿革，反映了十八年来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动以及影射了世界金融经济周期的循环，并阐述了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要用简单的工具。在文章最后，分析了中美两国所用货币政策工具不同的一点原因。

山东各城商行之间实力相当的格局，使得山东城商行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徽商行的吸收合并制和浙商行的参股、控股制，而借鉴德国储蓄银行的模式，组建了一个为各家成员行提供专门服务的、不具有管理职能的城商行联盟，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级总行制、农村信用社的多级法人制和山东城商行的联盟制三种制度模式，使得全国银行业制度层面的竞争成为了可能。

当前各国公司治理监管机构都实施一致的董事会结构要求，然而面对公司性质及其经营环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否存在最优董事会是近年来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CEO寻租空间和影响力、监督成本、公司复杂性等为影响要素构建最优董事会抉择模型，研究发现：（1）CEO寻租空间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有正向积极影响；（2）监督成本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负相关；（3）从董事会边际治理成本角度，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进一步采用1999-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支持在一定监管规则下，治理成本使得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的替代性假说存在；尤其我国董事会内生性特点突出，但由于经营复杂性，统一的独立董事制度导致的治理成本使得部分董事会执行效率较低。由此，建议监管机构从公司治理执行效果出发，考虑最优董事会的相机抉择行为，采用柔性化的监管条规，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