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腐败作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已广受关注，然而在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理论并不多。Baron and Myerson及其追随者提出了对垄断者进行规制的方法。本文试图拓展Baron and Myerson规制方式来解决官僚社会中官僚腐败问题，证明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委托代理过程的阶段分析，系统性官员腐败这一结论被证明，并提出了两种可显著减少腐败的方法。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趋势，对贸易保护的内生决定与 利益集团的作用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发达国家对传统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的现象背 后是更深层次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对于国际重新分工的格局，发达国家似乎并没有做好充分 的准备，其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明显滞后。我们应该在发挥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同时， 努力克服过度依赖外需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有效缓和来自西方利益集团的压力，从而实现通 过拉动内需来提升就业水平和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

面对危机的挑战，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大幅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及放松银根以刺激经济，但目前政策的实际效果尚未明显体现。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为了自己尽快摆脱危机，提出了一些有明显保护主义倾向的方案，与西方国家一直积极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下文将对近期国际社会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趋势、支持保护主义的学术观点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本文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经济周期波动谈起，进而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 国际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探讨，接着阐述了经济周期波动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的传导机制，然后分析了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性问题。最后 文章认为，当前应当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周期的变动，积极拓宽宏观政策分析的国 际视角，并努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扩大内需的步伐。

本文在 Bernanke-Blinder（1988）的 CC-LM 模型中纳入含资本监管约束和信贷配给因素的 银行最优贷款供给方程，从银行贷款渠道的视角重构了用以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即 KCC-LM模型，并利用我国1997-2006 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验证了KCC-LM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 从我国金融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金融控制力目标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对立统一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资 本监管强化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我国 1998年以来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真正内涵。

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普遍存在。本文利用费雪方程和凯恩斯总需求函数，基于价格粘性对货币扩张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机理进行了模型推理，从而对流动性过剩的内生过程给出了解释。这一分析表明：政府对政策效果的错觉可导致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问题的症结是货币滞存，金融系统的交易费用造成的货币滞存将形成价格的自动稳定器，银行的存贷差和股票市场的黑洞将形成流动性积聚的“蓄水池”，管制中的经济更加容易出现流动性积聚现象，在外在冲击的作用下形成通货膨胀。

金融结构的演进及均衡结果的实现是重要的。基于经济中各行为主体的选择模式，本文通过设定交易条件构建了金融结构演进的理论模型；推导出金融结构演进的均衡结果：高效率的均衡体现在银行的信息优势和股票市场的分散风险机制上；低效率均衡是现实状态。进一步给出了金融结构演进的重要命题：金融结构的演进可以被外来冲击所改变，然而内生决定其演进结果的仍然是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偏好。最后结合理论模型针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分析，提出信息搜集成本过高、法制不完善是形成我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重要原因，认为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仍然大部分的体现在政策冲击上。

通货膨胀压力是我国面临的现实，本文首先从货币持续扩张的政府行为逻辑入手，分析政府持续扩大货币供给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流动性滞存的“自动稳定器”和“蓄水池”，同时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原因，最终给出货币扩张到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务之急是放松投资限制，刺激产出，而为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投资，则需要提高利率水平，避免过快的货币扩张速度，长期上，健全信用评估体系是解决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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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分析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定值方式以及现行算法的利弊，提出应将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同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进行了模拟测算，主要研究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中可能的比重、人民币加入后以各个货币表达的特别提款权价格变化与波动性变化，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后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