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并比较了国际比较项目组（ICP）以1993年和2005年为基准年的2005年世界各国的货币购买力和汇率数据，得出结论是：(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期，其汇率将逐步趋向于货币的购买力；(2)对于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其长期均衡汇率就是货币的购买力。最后运用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分析得出升值将是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趋势。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价格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基本面分析者和技术分析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1998年至2009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本无效。

房地产价格在近年来经历了快速上涨，并且近期有加速之势。本文通过对绝对价格、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等指标分析得出目前房地产泡沫已处于凝聚阶段的结论。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央行释放了过于充沛的流动性，这在未来必将引起通货膨胀，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减缓也成为大概率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泡沫虽不会立即破裂，但所凝聚的中长期风险已不容忽视。商业银行应该从自身的资金安全角度出发，制定审慎稳健的信贷政策。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ovide an exposition of the theories underpinning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relation to empirical literatures; also it aims to addres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hape of the yield curve to with regard to its predictive ability of economy’s future direction.

金融系统的亲周期性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并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结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国际性的软化发展趋势，提出贷款准备金政策操作框架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准备金制度。通过差异贷款准备金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总量效应和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机制，以及逆周期性调节。

在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金融体系自身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金融加速器机制、《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约束监管机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都会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而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加重金融的顺周期性。因此，对金融顺周期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梳理和借鉴。

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监管当局不仅要关注金融体系的微观风险，还要注重其系统性风险。目前，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最新趋势，其主要内容包括：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强跨市场和跨行业的监管力度、引入反周期资本监管措施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和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国情，分析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监管对我国金融监管变革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 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 年深交所上市的374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 为切入点，分析CEO 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 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 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 低CEO 权力强度所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 的权力强度 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而且信息披露质 量对于CEO 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地更为明显。

面临企业发展和监管政策的双重约束，我国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的决策依据是什么？行业因素是 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01-2008 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及实证设计，系 统性地从行业的股利分配、行业的竞争程度、行业的成长性以及行业的自信水平四个维度研究了行业因素 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行业整体的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 的正面影响，表明上司公司股利的首次发放具有行业“追随效应”；（2）行业的成长性和行业的自信水平对 上市公司的首发现金股利产生负向影响，但行业竞争程度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影响；（3） 半强制分红政策强化了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