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收益率角度，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之间的联动性，并研究了其他股市的价格信息是否可以用来预测中国的股市走势。我们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股市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显著加强，但是这种联动性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即我国股市对其他股市的价格上涨的信息反应灵敏，对于价格小幅下跌的信息反应不够灵敏。上证综指的开盘价显著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且美国和英国股市的价格信息对于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预测较为准确。

本文从收益率角度，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之间的联动性，并研究了其他股市的价格信息是否可以用来预测中国的股市走势。我们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股市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显著加强，但是这种联动性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即我国股市对其他股市的价格上涨的信息反应灵敏，对于价格小幅下跌的信息反应不够灵敏。上证综指的开盘价显著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且美国和英国股市的价格信息对于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预测较为准确。

本文主要通过半参数条件方差建模方法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上海股市收益率序列波动性特征的影响。文章首先对股市波动特征的刻画方法作了简单回顾，讨论了条件方差建模的基本思路以及常见方法。进一步结合中国股市的实际，运用半参数条件方差建模的方法，对上海股市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波动性特征进行测度。最后对股改前后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主要的创新在于运用广义可加模型为基础的半参数模型的条件方差建模方法来测度股市的波动率。

在鼓励性政策出台后，股票回购这种在成熟资本市场里常见的投资与管理方式，在中国却遭到了冷遇。相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增持却普遍的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为了理解这现象发生的原因，本文对比回购与增持的不同特点，重点考察大股东及高管从公开市场竞价增持股票的信息对市场的影响。通过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增持公告事件前后股票平均超常收益和累积平均超常收益情况，发现公告当日正的且显著的平均超常收益说明了股市确实对增持信息的公布有着正向的反应，证明了增持事件确实具有和回购事件一样的信号释放的功能，并通过按照不同时间、不同市场、不同板块以及增持者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比较，考察增持的信号释放效果和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结合中国刚刚经历的牛市和熊市研究了中国封闭式基金市场价格过度波动与投资者情绪过度反应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封闭式基金在牛市和熊市期间都存在过度波动现象，而且熊市期间的波动幅度要大于牛市期间的波动幅度；（2）基金份额净值收益对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并没有波动溢出效应，反而，在牛市期间存在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对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的波动溢出效应；（3）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与基金市场价格收益存在波动溢出效应；（4）投资者情绪和基金市场价格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均存在过度反应和过度波动，但投资者情绪的过度反应与基金市场价格过度波动的关系在牛市和熊市期间是不一样的。

本文将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分为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考察，进而探讨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对策。研究发现：限售股解禁的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均存在；限售股解禁直接冲击着相关个股的股价，其市场反应总体为负；相对而言，牛市中解禁信息较早引致的股价下跌样本超常收益率下降较早，但幅度较小，熊市中解禁信息引致的股价下跌发生较晚而剧烈；解禁信息的冲击大部分被提前消化，限售股解禁的心理冲击影响可能大于实际减持压力；一定条件下存在减持效应的自稳定机制。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关键措施在于大幅度提升市场对股票的需求，有效承接供给的巨量增加。

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意味着它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市场不再是有效的。然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特征及走势产生冲击，甚至形成结构突变。不考虑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做出错误判断。本文在考虑股市收益率结构突变的基础上检验其长记忆性，分析了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变化及其突变背后的政策原因，并用长记忆参数大小来表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程度，深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虚拟变量方法，利用沪深两市自1994年以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有关数据数据，从法定长假这一角度，对我国沪深两市的“假日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都存在假日效应，其中深圳证券市场的“假日效应”更为显著，这也从这个角度反应了我国沪深两市运行效率的差别。

本文将不确定信息引入了理性预期模型，并通过贝叶斯统计理论与市场序列均衡理论探讨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指出股票价格充分揭示所有可得信息等价于价格的均值复归性，而并非Fama 所说的零期望利润性，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的论证表明股票价格的序列均值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信息有效意味着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并非下期价格对上期价格的随机偏离，市场效率的高低表现在股票价格对其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最后，利用均值复归理论和上证指数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the external and domestic dimension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t presents an open economy model to analyze both dimensions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in China under both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s. The model-bas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in China cannot be rationalized, under general circumstances, by the occurrence of permanent technology or labor supply shocks. As a resul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process in China requires to mimic the effects of potential inefficiencies, which induce the subdued response of domestic absorption to permanent income shocks causing thereby the observed positive unconditional correlation of trade balance and outpu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inefficiencies can be potentially seen as a by-product of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can be approximated by a stochastic tax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time varying transaction cost technology related to money holding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fixed exchange regime with financial market distortions, as defined above, might induce negative effects on GDP growth in the medium-term compared to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