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为代表的外部危机成因和以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内部危机成因已被揭示，信贷能力不足的金融体系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中国金融体系在其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体系的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会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抑制举措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精细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区域股权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下的拟上市企业规范辅导平台，能够对公司进行优化培育，为未来上市做好准备，企业也可以在此获得一定的公众关注度，提升社会影响力。本文以 201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从区域股权市场转板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 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选取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转板”对首发后股价及其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投资者关注度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表明，“转板”公司的开板日 IPO 抑价更高，且在上市后的一年内高抑价持续显著，此外“转板”公司短期内的股票收益波动率也更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公众投资者关注度在“转板”对 IPO 抑价和收益波动的影响中发挥传导用，而机构投资者关注度无此效应。

如何稳妥处置企业僵尸化并提高企业造血功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而已历经30多年改革的资本市场向来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那么，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能够为企业去僵尸化提供有效助力呢？以200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的改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会通过“输血”和“造血”两个功能渠道助力企业去僵尸化。具体地，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了企业融资的“输血”环境，进而帮助企业摆脱了对信贷补贴的依赖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专业的股权投资者，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从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以及增强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进而从根源上抑制了僵尸化的产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企业以及“技术—资本”适配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去僵尸化有着更为显著的助力。最后，本文还发现，以融资融资制度与沪港能制度为标志性事件的资本市场分层扩容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进而强化了上述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改革攻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益的政策探讨。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构建基于分析师报告的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研发支出、低专利授权、高组织冗余以及低媒体关注度的企业而言，创新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削弱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竞争力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观测企业创新行为，同时为企业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和内部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危机成因已被揭示，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机构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以银行主导、多金融主体联动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企业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本文打破了已有研究暗含的金融机构无信贷决策风险的假设，研究发现：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治理措施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差别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本文以 2002-201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 31 个省区省级主政官员的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政治不确定性的视角，基于中国省级主政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实证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对公司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和非政治关联性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政治不确定性因政治不确定性强度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在省级新任主政官员来自于异地这一子样本中正向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宏观政治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领域的文献。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基于2003-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地区腐败与该地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企业的慈善捐赠会越少，呈现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加剧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慈善捐赠会越少。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地区腐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负向关系源于行贿对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与慈善捐赠相比，直接行贿更有利于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理性的公司会选择行贿，而非慈善捐赠。强力反腐会削弱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这与强力反腐提高了公司行贿的成本密切相关。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地区腐败、融资约束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为我国优化商业道德，推进反腐进程，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