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对上述关系具有放大作用。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处置违约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巴黎气候协定》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中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本文以《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为事件冲击，采用连续型 DID 模型探究了区域低碳转型风险对银团贷款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协定签署后，中国高碳排放地区的银团贷款存在显著为正的碳风险溢价；由于地区碳风险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从而提高了企业贷款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碳风险溢价的高低受地区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特征的影响；在法制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因承担污染连带责任而提高对碳风险的重视程度，相应地提高了碳风险溢价；在产品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激励低碳产品生产和低碳技术研发，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在发生气候灾害的地区，银行执行国家救济职能，会降低碳风险溢价；在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碳中和更易实现，林业碳汇收益和碳汇抵押资产能够增加现金流并降低信用风险，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区域低碳转型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在我国城投债市场中，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与承销商。本文认为，城投债承销业务中存在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现象，即承销银行获得了承销收入，而债券违约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这也激励银行积极开展承销业务。而城投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2009-2019年23家银行及其承销的2476支城投债的季度面板数据，对该风险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1）城投债利差对承销银行以及银行系统性风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银行承销业务的地理集中度会影响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银行承销业务的责任，避免承销产生的风险外溢。其二，应避免银行城投债承销业务的快速扩张，并稳步构建合理的城投债承销网络。其三，优先化解经济下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债券信用评级旨在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债券违约风险信息，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虚高问题备受媒体和学界质疑。然而，评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评级质量较差。本文将债券信用评级拆分为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个部分，重点考察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整债券评级是否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以探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是否真的具备专业能力。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调低）评级能显著降低（抬高）债券信用利差，且以发行人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发行人和评级机构之间的旅行距离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获取私有信息的工具变量时，该结论也依然成立。而且，评级机构利用私有信息调高评级的行为并未导致未来年度评级调低。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债券，如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下降，而当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预期被打破后，评级机构私有信息的作用会显著提升。此外，中债资信这一“投资人付费”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具有更强的私有信息挖掘能力，但其进入评级市场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掌握的私有信息作用会显著上升。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债券信用评级调整会引起债券价格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中的确包含了有效的私有信息。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

Using data from 56 nations over 45 years, we find that nations that are more likely to elect left wing governments face higher (and more volatile) sovereign spreads. To explain these facts, we build a sovereign default model in which two policymakers (left and right) alternate in power. The probability of an incumbent staying in power is increasing in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We parametrize the left policymaker as having a higher marginal political gain from increasing government spending than the right does, a feature found in our data. Model economies in which the left is more frequently in power face worse borrowing terms due to higher default risk, a greater reluctance for fiscal austerity in bad times, and a higher shar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average. These features imply large welfare losses for households.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本文选取沪深A股1463家上市公司，分别运用基于市场信息的Merton模型和基于会计信息的Logistic模型，测算公司的违约风险。相关性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模型在违约测度方面的一致性较差，进一步基于ROC曲线以及准确性比率的分析结果显示，Logistic模型的违约预测效果明显优于Merton模型。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