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财务困境企业有助于恢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进而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区别于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所开展的顺周期投资，困境企业救助属于逆周期投资，具有更高的行为风险和经营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困境企业救助专业性机构，如何开展投资前的救助对象筛选与投资后的风险控制，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18家财务困境企业救助的多案例编码研究及典型交易模式分析，构建了财务困境救助的投前企业筛选与投后风险分配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投前企业筛选主要识别抵偿价值、经营恢复价值和重组价值，投后风险控制关注行为风险抑制和经营风险分配。本文研究成果对逆周期投资价值识别、风险识别与控制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社会机构参与困境企业救助有实践意义。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

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随企业上市年龄的增加而动态变化，并因此导致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规律。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1990-2011年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的变化规律，以及信息不对称如何作用于这种变化规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但控制权变更和并购重组等活动有助于企业市场估值的回升；信息不对称会通过阻碍不确定性的揭示而放大不确定性在企业市场估值中的作用。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是从应对挑战还是从把握机遇的角度来看，客户都是核心。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还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全面的分析，从而导致优质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较低。运用CRM体系来进行客户关系管理正是为了应对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竞争的利器。 本文研究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论，着重从管理层面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有效的实施CRM系统。商业银行通过实施CRM，能够更好的整合银行内部资源，实现业务流程重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最终实现客户价值利益最大化。 希望能够对我国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

金融资产证券化是指金融资产经过资产重组、风险隔离及信用增级等环节，由特设机构据此发行证券，并以相关收益偿付证券的操作程式。由于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精妙结构和独特功能，使之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并且被世界各国日益广泛地应用。台湾也立法推动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扩展以应对内外挑战，其《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形成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尤其围绕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的立法尝试，应为大陆所借鉴。

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息的异常现象，进一步表现为知情交易，其具有行为复杂、甄别困难等特性。本文以Lévy跳为工具揭示交易价格的异常波动，从而测度这一较为特殊的交易情况。基于Lévy跳跃程度的度量方法和知情交易概率PIN模型，研究了跳跃异常程度与PIN值的相关性情况，并通过事件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跳跃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度量知情交易的假设。于此同时，给出了跳跃程度异常系数的计算方法，用以在实践中度量跳跃的异常程度，为知情交易的监管等提供了另一种工具上的选择。

本文以2005-2006年沪深两市发生重组并购事件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以其并购正式公告发布前的相关澄清公告的发布特征为切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其澄清公告的发布及其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最大股东的制衡、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规模等企业治理特征，对公司大股东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当企业内幕信息泄露之后，面对公众质询，第一大股东是选择如实披露还是撒谎，这些治理结构特征却难以发挥作用，而基本决定于第一大股东对其行为后果的利益考量，其持股比例越高，则越倾向于如实披露公司信息。结果进一步提示：对公司大股东行为的研究，不应仅仅着眼于它的持股比例，更重要的还应着眼于对其相关约束机制的考察。

利用中国市场上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的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变更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1）民营化后上市公司的绩效得到改善；（2）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相比，民营化能更有效地改善上市公司绩效；（3）民营化前后上市公司在经理人激励方面没有显著差别，民营化样本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在经理人激励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别。本文的证据支持了由Shleifer and Vishny（1994）所提出的政治观点。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 年至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 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 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 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