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量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粘性程度，即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上升的上升幅度大于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下降的下降幅度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越大，高管的冒险精神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机制的内在特点是影响高管行为的直接原因。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粘性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显著正相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并不明显，而在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和民营企业中较为明显，说明了2004年以来国资委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规定以及有关投资规模的规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文首次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进行量化，并检验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从高管薪酬机制本身的特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原因，以期为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10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

上市银行2011年报风险管理披露的相关内容普遍存在问题，包括风险关系不清、计算利率风险时一些资产负债“重新定价日”确定不准确和计算时段没有按监管要求计算的问题，而很重要的问题还有，这些风险披露的内容是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由此本研究也质疑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一直忽视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研究。本文利用Coughenour & Saad(2004)两步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非自愿性交易行为与系统流动性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个投资者群体的开放式基金，其非自愿性交易行为是导致我国股市系统流动性变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的角度丰富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解释。

2006年和2008年，证监会分别出台两项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以此作为制度背景，将再融资资格看作是公司的期权，并从财务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期权价值的大小，进而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迎合策略的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务灵活性是理解公司在半强制分红背景下股利行为的关键因素。2008年政策中限定股利分配形式仅为现金股利的规定提高了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门槛，可能导致监管悖论。实际上，在公司根据财务灵活性进行自利选择的过程中，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加速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

联网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分，起广泛应用已经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应用产业集群效应来分析江苏省物联网产业的集群现象。以此分析为什么江苏省会出现大量物联网产业集群的现象。

本文研究了基于非预期非流动性新信息视角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效率。首先比较了不同的市场态势下非预期非流动性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并且研究了投资者能否基于当期的非流动性新信息进行套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证A股市场中，熊市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非预期非流动性；市场对非流动性新信息反应不足，我国上证A股市场存在套利机会。

考虑到市场非完备和投资者风险厌恶的实际情形，本文基于效用无差别定价原理，利用随机控制方法，得到集合理财产品价格满足的偏微分方程，运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当风险厌恶系数增加时，集合理财产品效用无差别价格随着产品封闭期延长先升后降；风险态度仅通过产品的非系统风险影响产品价格；若理财产品与市场相关性越弱(强)，则风险态度对价格影响越大(小)，特别地，若二者完全相关，即非系统风险为零，风险态度不对价格产生影响；产品价格是固定管理费率和超额收费率的递减的凸函数。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论文尝试从人口这一基本面因素出发对此做出解读。论文首先以家庭世代交叠模型和古诺形式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证明外生的人口冲击对住房市场需求和住房价格变化的重要影响。基于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显示，20世纪80年代（1981年-1991年）的生育高峰中出生人口集中进入婚龄，是导致2004年以来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人口冲击对房价变化的解释力超过40%。上述研究成果提示，这种由于人口冲击引发的住房市场繁荣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需要警惕本轮婴儿潮导致的婚龄人口高峰过后可能出现的住房市场需求萎缩和住房价格显著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