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bonding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that are listed in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stock exchanges, including NASDAQ, New York,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London AIM market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Chinese firms that adopte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the stock exchanges where they are listed would outperform those of firms listed locally in the Chinese stock exchanges that operates in a weak enforcement mechanism environment. Hypotheses are tested using panel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cross-listings exhibit bonding premium only in U.S. markets, while those non-cross-listed Chinese firms demonstrate better firm performance than those listed in Lond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Further,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for all the cross-listed Chinese firms, profitability rate and the leverage rati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firms’ performance. The adoptions of Big Four auditing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as a must-to-do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regulated by the host stock exchange has less effects on firm’s performa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merely borrowing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does not guarante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a firm, and therefore to its firm performance; rather, a firm’s own background and country effects also matter.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与掏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掏空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抑制掏空行为；管理层薪酬的增加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掏空行为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掏空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是否能够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正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寻租假设，即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来俘获掌握着财政补贴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在制度约束弱的地区，这种寻租行为更加盛行。就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导致整个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从银行获得了更多新增贷款的现象，但是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本文试图通过提供经济转型国家公司治理改革路径选择的经验证据，以弥补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强制性治理而忽视自主性治理的不足。采用2007年925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的86项指标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满足合规基础上的自主性治理活动存在很大的差异；自主治理水平的提高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且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和负债水平是影响公司自主治理活动的重要变量。

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5 年～2007 年三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选用了中小板企业独立董 事制度的相关特征，采用linear 线性回归检验了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学历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独立董事薪酬、出席董 事会次数和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比例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相关性，有法律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业绩 比较好，在有技术和法律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独立董事年龄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在有会计和经 济管理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独立董事年龄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本文的学术贡献是建立了企业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比较了民主与集权两种治理 结构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并指出有关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依赖于公司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 阶段。在创业阶段集权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率，但要求兼作经理人的创业者有充足的自有资金。 若资金不足，经理人将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作为经理人控制权寻租行为和小股东控制权损 失的补偿；要求其商业能力要显著高于经理人市场的平均水平，即经理人“创业点子”的预期 回报率要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故经理人能力同自有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本文最后 应用指数化期权定价方法给出了小股东控制权损失的定价公式，结果表明，经理人市场平均 商业能力提高越快，控制权损失越大。

本文对2006 年1 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实施股权 激励方案的42 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分析法(PSM)和Bootstrap 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小样本偏误后，我们发现：(1)整体而言， 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提升经营绩效；(2)最终控制权会显著影响激励效果，民营控股公司的股权 激励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投资支出，进而提升公司绩效，而在国有控股公司 中效果并不明显；(3)不同激励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相对于以股票为基础的激励方式，以 期权为基础的激励方式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效果更佳；(4)所有权结构也会影响股权激励的 效果，在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中，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激励 的效果较好。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国内普通将建立第三方担保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本文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出发，仔细研究了第三方担保制度对借款人融资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完整的担保制度设计应包括：担保费率、风险分担、担保资本数量（或放大倍数）、担保机构类型和再担保安排等多个方面。担保制度只有在较严格的条件下才能促进融资，需满足较高的项目期望收益率、较低的损失分担比例和代偿率、足够高的担保费率和放大倍数。在担保机制设计中，利用集中担保（分散化）、反担保、资产清算价值、关联交易等有助于改进融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担保机构的比较监督优势。因此建立专业型、同业协会型和产业关联型的担保机构最为有效。考虑到担保改善融资条件以及担保监督资本的稀缺性，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在于发展具有监督技术优势的信贷机构，而不是过度依赖于建立众多的第三方担保机构，特别是政府支持的担保制度。对担保业的具体监管政策也不宜作出硬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