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处不在的操作风险进行准确有效的界定、衡量和控制一直是商业银行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银行实践者的视角出发，在对近年来有关操作风险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作业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该框架将流程中的“作业”作为银行的基本业务单位，以作业为基础来寻找、确认操作风险驱动因素，进而构建（关键作业，风险因素）组合群。操作风险的衡量和控制都是在这些组合的基础上实现。基于作业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能够解决或回答操作风险管理中实践者关心的主要问题，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操作风险研究文献有一定贡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了初步探索。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进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双向因果关系检验，接着运用我国历年经济金融发展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实证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关系的重要结论，并对这些结论作了深刻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及制造技术发展的特点，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点，建立了以制造技术分析为主的有关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分析模型，同时把企业的科学技术量化，引入到财务数据分析中，既可分析企业过去的发展，也兼顾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把制造技术分析应用于证券分析，为投资于制造业的证券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

恶性增资现象在企业资本预算中经常发生，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恶性增资现象的预警研究是较前沿的课题。与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以中国国有企业为背景，从恶性增资理论框架中系统地提炼重要驱动因素，并以这些驱动因素作为构建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自变量。选择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估计、建立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方法，回归分析的样本数据来自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639 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或财务经理。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到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该预警模型有较好的预测准确率。

“新经济”引起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革，“新金融”就是这场变革的结果，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创新。“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合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合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实质就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

证券市场风险对出资人来说意味着预期回报甚至本金的减少或消失。这种风险对中国股市中的分散股民已领教深刻。然而，作为广大储户委托人的银行中介在对上市公司的直接贷款行动中也同样承受了市场风险，但这种风险目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直至近期爆发的“蓝田事件”才唤醒了人们的警醒意识。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与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相关的两种风险，即储蓄转化为金融资产的投入风险，银行向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贷款所承受的金融资产回报风险，从而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关系组合均衡和对策方案。

本文以沪深两市942家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多元化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和股权结构对多元化的影响。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与企业价值（以托宾Q来衡量）无关，与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成负相关，与主营收入增长率无关；多元化与法人股比例成正相关，与国家股比例成负相关，然而，在大公司中多元化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还在一些方面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

Abstract The paper take notes for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 an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sset-pricing-model should reflect the investors’ strategies and payoff functions, and then we give the rudiment of the model.

The paper analyses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Nigeria.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is estimated for the pre-reform and post-reform periods.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are examined to see whether there are any changes observed in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fter the reforms. Different systems are estimated in each period using alternate variables as measures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When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two estimation periods, we noted that both the responsiveness of prices and output to policy shocks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ir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explained by these variables,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reforms. There is evidence of the bank-lending channel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s. Of the mechanisms estimated, the exchange rate and lending mechanisms seem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transmission of policy shocks to both prices and output during the post-reform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