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上证指数连涨连跌的收益率，发现其服从伽玛分布，并且我们得出股指涨跌的条件概率，以及极值的情况，我们还研究了成交量的影响，从而说明了技术分析特别是价量分析为何在实际中被广泛运用。我们认为随机游动假说是一种粗糙的近似，我们也对市场有效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加深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市场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假设，采用买入过去赢家卖出过去输家的投资组合，对中国股市的动量投资策略和逆向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将Lo和Mackinlay（1990）单期收益分解拓展到多期，对组合收益进行分解。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说研究着重于股票价格行为的计量分析，但潜在地忽略了制度因素尤其是法律、法规等对股价行为与信息效率的影响，同时忽略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本文应用法和金融理论检验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对股票市场效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的股票市场也逐渐呈现出更为有效的状态。但个别法规会对市场效率的发挥产生消极作用。

我国的股票市场由于起步晚，功能定位不完全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不可流通的具有廉价投票权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大比重，股票种类设计不规范，行政导向性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因此对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验证必须考虑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制度背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首先阐述了有效率资本市场理论（EMH）的含义，然后给出了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基本判断，最后考虑《证券法》的影响，对1999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两个市场综合指数的日收盘价时间序列进行自相关系数检验和游程检验，得出了中国股票市场非有效性的结论。

根据CAPM模型β成为通常收益率的解释因素，但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发现β缺乏对收益率的解释能力。1981年班茨和其他学者发现“小公司一月份效应”，即小公司有一系统较高的收益，尤其是在每年的一月份。这一现象与传统的CAPM公式相背。本文以1995-1997年深沪两市286只股票的周均收益率对中国股市进行了检验，得出中国不存在小公司效应，但数据支持一月份效应。通过这一研究深化了对股市有效性的认识。

摘 要：价格向信息调整的速度提供了一种直接衡量金融市场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的程度，进而检验市场有效性的方法。运用一种更优的价格调整速度的估计量，对我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向信息的调整是一个剧烈振荡的过程，信息得以完全调整需要12天，而在更长时间间隔内市场并未表现出反应过度，短期内小盘股对信息的调整速度快于大盘股。

基于可转债中包含的美式期权特征，本文认为先分解可转债价值再作独立估价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与此相对，二项分布数值定价模型能较好地融入可转债的各项附加条款，并处理定价中可能出现的股价路径依赖问题。本文描述了各种附加条款的模型处理方法，并针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实际，讨论了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

研究有效市场假说时，随机游走、鞅和白噪声等概念经常被混淆，本文首先辨析了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肯定了有效市场假说是鞅假设，然后讨论了张兵和李晓明（2003）用游程检验、Q检验、方差比检验和时变自回归方法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时存在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检验有效市场假说的最新方法――广义谱导数方法。

本文采用一种新的统计方法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沪市和深市都尚未达到弱式有效，尽管它们的有效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我们还发现，A股市场比B股市场有效性相对更高，但没有系统的证据显示沪深股市谁的有效性更高。与大部分研究中国股市有效性的文献不同，我们采用的检验方法适合高频金融数据的特点（如允许任意形式的波动群集的存在），因而结论更有说服力。这些实证结果，对于中国股市中股票收益的预测、资本资产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益的显著相关通常称为可预测性。若收益是可预测的，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市场是无效的。我们基于可变参数的Kalman模型，利用我国股票市场近10年的数据，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实证地研究了我国新兴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国股市的有效性是逐步提高的，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对股市有效性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